【古窑讲堂】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官窑（二）官窑的历史沿革

　 　民国学者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谓“自宋以来，已有官窑、民窑之分”，认为官窑出现于宋代。目前所见，最早记述官窑的也是宋代的文献。南宋文人叶寘的《垣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同时代的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不同的是，在“郊坛下别立新窑”一句的后面，多了“亦名官窑”的记述。

　 　元代以来的文人墨客、古玩藏家在谈论官窑时，都是援引这两条文献，但又掺杂着世人的评价与臆测。如：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加了对官窑器物的特征描述：“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文震亨的《长物志》则将“官、哥、汝窑”的釉色放在一起评价说： “以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清代《南窑笔记》的记述则极为混乱：“观窑，出杭州凤凰山下，宋大观年间，命阉官专督，故名修内司。”把北宋、南宋，汴梁、杭州混为一谈。

　 　《垣斋笔衡》中分别提到了北宋官窑、修内词窑和郊坛下窑。这些窑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都陆续得到证实，其中郊坛下窑发现最早，上世纪30年代，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三次到杭州调查和试掘，确认了乌龟山一带为南宋郊坛下官窑的窑址所在。1956年和1985—1986年间又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发现了窑炉、制瓷作坊遗迹及大批瓷片和窑具，是迄今公认的南宋官窑。

　 　对修内司窑的研究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基本围绕修内司窑存在还是不存在展开讨论。后一阶段，以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为契机，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老虎洞窑址发现于1996年，1998年至2001年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处理废弃瓷片的埋藏坑和大量精美青瓷标本，其中不乏仿青铜器的大型礼器。在对出土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带有“修内司窑”铭文的青釉荡箍，其胎釉特征与南宋遗物相近，经过对其胎、釉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表明该荡箍为南宋时期的制品。因此，这件荡箍成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实物证据。

　 　唯有北宋官窑仍有争议，一说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其窑址可能在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附近，只是历年来黄河泛滥成灾，遗址早已掩埋在泥沙之下，窑址尚待发现；另一说汝窑就是北宋官窑，具体到窑址，有的认为是河南汝州张公巷窑，也有说是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因此，北宋官窑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蒙元时代，官手工业十分发达，其内容几乎涉及统治集团消费的所有领域，瓷器生产自然是不可缺失的。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十五年，元王朝在将作院、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下设有浮梁磁局。该局除“掌烧造磁器”外，还兼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由于文献记录简略，要更多地了解浮梁磁局还必须借助其他相关文献。

　 　元孔齐《至正直记》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同书还有这样的记载：“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写道：“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

　 　明万历陆万垓《江西省大志》记载：“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

　 　《浮梁县志》中，元涂（屠）济亨泰定乙丑（泰定二年）的旧序记载：“余出守是州之二月，郡刺史清泉段公蒙旨董陶至州。”此处所指的段公，即是当时饶州路总管段廷硅。

　 　元《至顺镇江志》记载：“堵闰，字济川……再调承务郎、饶州路总管府推官。赴召入觐，以母老俾便传养，特改授镇江等处稻田提举，且赐金帑以宠行。至顺二年七月，奉命督陶器于饶，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信息：浮梁磁局是朝廷掌控的官窑，元代人称其为“御土窑”；御土窑的产品色白且润、其质与色与定窑器相似；元中后期，最迟于泰定初，中央政府已委派较高级别的官员督陶。因为，浮梁磁局的大使为从七品，副使为正九品，而饶州路总管为正三品。如果对照《元典章》“官制·职品”条，可知堵闰曾担任过的饶州路总管府推官，级别为从六品，而其在赴饶州督陶前又被提升为从五品，同时还受到元文宗“赐金帑以宠行”的待遇，由此可见元朝皇帝对官窑烧造的重视；从“有命则供，否则止”的记载来看，督陶官为元政府临时委派的官员，而浮梁磁局则是掌烧造瓷器诸事的常设机构。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北宋官窑设在汴梁附近，而南宋官窑就在首都杭州。为什么元王朝要在距元大都（北京）千里之遥，而交通又极不便利的山区小镇——景德镇设官窑呢？选设官窑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制瓷技术高、影响大的窑场，再就是必须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窑业情况。北宋时南、北名窑林立，但宋、金“靖康之战”以后，北方名窑在战乱中日趋衰落，而南方窑场则因宋室南渡，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广泛吸取北方的先进技术，出现了昌盛局面。其中以浙江龙泉窑、福建建窑、江西吉州窑和景德镇窑更为出色。特别是龙泉瓷，造型精巧，以粉青和梅子青为代表的釉色淡雅柔和，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而且，唐、宋以来青瓷一直为统治阶层、文人雅士所青睐。按首选条件，元王朝应该选择龙泉设立瓷局。但是，元大将伯颜在至元十二年攻克江东诸郡后，并没有在龙泉设瓷局，而是刚平定饶州不久，便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究其原因，只能从统治者的需求中寻找答案。元朝人陶宗仪在《辍耕录》谓：（元）“国俗尚白，以白为吉。”这点从文献到实物都能得到印证，所以王室使用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而景德镇宋以后，烧制的青白瓷，器型丰富，釉色如冰似玉，刻花和印花精美，是当时生产优质白瓷的大型窑场，那么元王朝把“磁局”设在景德镇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后，承袭元代匠籍制，仍然沿用瓷局为朝廷服务，永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御器厂。明王朝覆亡后，御厂为清政权所有，并被改称为御窑厂。1911年清帝溥仪逊位，宣告封建帝制的终结，官窑也随之逝去。

　　(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