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吕成龙：《明清官窑瓷器》（八十）郑和下西洋与瓷器外销

明太祖建国初期，国内经济尚未恢复，政权还不巩固。朱元璋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另一方面为了继承和恢复宋、元以来同海外国家之间传统的交往，树立并维持其“临御天下”的国际威望，在“海禁”之后开放了朝贡贸易。对于前来朝贡之国，明政府给予高于贡品价值的“回赐”，用“薄来厚往”的手段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宗主”地位。此时瓷器的对外输出主要通过政府对外国赠予这条渠道进行的。据《明史》三二九卷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赠予占城、暹罗和真腊瓷器各一万九千件。

永乐皇帝继位后，改消极的海禁为积极的管制，在浙江、福建、广东设立了市舶提举司，鼓励各国与明廷发展官方关系，并提出海外各国和中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政治目标。在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有很大发展，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官方贸易，联络海外各国，于是命郑和出使西洋。宣德皇帝继位后，继承了永乐皇帝的这一政策，继续命郑和出使西洋。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以一个佛教徒兼具穆斯林的身份，率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和亚非国家中具有同样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民族交往。郑和所率领的船队，最多时有远洋船舶二百余艘，其中有大舶六十二。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这种大舶的尺寸为“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全队随行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这说明当时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船上运载着丰厚的礼品和受人欢迎的货物，有绫锦、纱罗、色绢、色缎及瓷器等。这些礼品、货物除一小部分取自皇家库存外，大部分还是从民间采买。其中瓷器一项，当以景德镇所产青花瓷器为主，浙江龙泉窑及福建沿海地区所产瓷器次之。《明实录》关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暂停西洋宝船的诏令曰：“各处买办诸色紵丝、纱罗、缎匹、金石等项及一应物料……各处抄送纸札、瓷器，悉皆停罢。”郑和船队一次所载瓷器的具体数量，可惜已无资料考证。但就其活动声势来看，无论丝绸还是瓷器，一次所出，非数千数万或几十万件不办。从随同郑和出航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看，当时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器在国外很受欢迎。《瀛涯胜览》“祖法儿国”条称：“……土产乳香，其香乃树脂也。……彼人每砍树取香而卖。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紵丝、瓷器等物。”书中还特别提到爪哇“国人最喜爱中国青花瓷器”。《西洋番国志》中也记载中国的青花瓷、青瓷在占城、爪哇、锡兰等地很受欢迎。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帆舟所及，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剌撒（今波斯湾附近），榜葛剌（今印度河入口处），琉球、苏禄、三岛（今菲律宾），阿丹（今也门），竹步（今非洲东海岸），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满剌加（今马六甲），苏门答腊、龙牙犀角（今马来西亚来半岛），锡兰山、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今印度），忽鲁谟斯（今伊朗阿曼湾北岸）等约二十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下西洋向亚、非各国显示了大明帝国的威力，各国纷纷派使节前来朝贡。瓷器输出的另一个方式，是“朝贡”国家使节回程时购买或进行物货交易而带回去的。永乐二年（1404年），琉球的山南使臣私自用白银到处州（今浙江丽水）购买瓷器，这在当时违法的，但永乐帝说：“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明史》三二三卷）从明代文献记载看，朝廷对各国朝贡使节回程时购买瓷器的数额是有规定的。如《大明会典》记载弘治时期“贸易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青花瓷器五十付”。前采朝贡之国所附带进行的物货交易由朝廷设置的专门机构执行，货赐给番夷通例之番货价值，或折还物价。《明会典》卷一一三记载了赐给番夷通例之番货价值，其中所举关于南洋产番货价有：“肉豆蔻每斤五百文，大枫子每斤一百文，血竭每斤十五贯，降真香每斤五百文，苏木每斤五百文。”折还我国瓷器之价是：“‘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贯。‘豆青瓷’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番货与瓷器价格相差悬殊，可这种官方交易所用之瓷当为精品。从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厂遗址出土永乐官窑瓷器标本分析，永乐官窑生产御用瓷和外销瓷不在同一地点，说明当时为了满足郑和下西洋所需瓷器，朝廷曾集中人力和物力专门生产具有异域风格的贸易用瓷。

郑和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拓展了中国的海外贸易路线，为繁荣亚、非地区的经济，促进各国与中国和睦友好的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对于中国外销瓷的巨大影响，已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