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吕成龙：《明清官窑瓷器》（五十一）明代鲜红釉器

明代的高温铜红釉瓷器是对元代的继承和发展。永、宣鲜红釉瓷器的特点是釉面匀净不裂，色调深沉稳定。器形计有盘、碗、洗、高足碗、僧帽壶、椭圆形水仙盆、盖钵、莲瓣卤壶、梨形小壶、凤首壶、梅瓶等。器口多有一道自然形成的圆润白边，俗称“灯草口”，红白分明，相互映衬，愈发显出红釉之艳。

永、宣鲜红釉器有内、外施红釉者，亦有内白釉外红釉者。绝大多数无花纹装饰，少数有模印或刻划云龙或海水云龙纹。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永乐鲜红釉高足碗之内底暗划“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

永、宣鲜红釉瓷器中有少数刻填白花器及描金器，装饰题材多为云龙纹。宣德鲜红釉器有署官窑年款的，亦有不署款的。署款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外底以青花料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另一种是在外底以尖状工具暗划同式款。

前人多把永、宣鲜红釉器同等看待，事实上，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永乐鲜红釉器的胎釉较薄，色泽光亮，鲜艳瑰丽；宣德鲜红釉瓷器的胎釉厚度均增大，特别是釉层厚度约为永乐时的两倍，釉面多泛桔皮纹，光泽度减弱，温润感却比永乐鲜红釉强。宣德鲜红釉在高温熔融状态时稍有垂釉，但垂釉不过底足，于足边处截然整齐。足部垂积釉处，红中显青灰色，俗称“青虾之背”色，釉内气泡攒聚，时代特征鲜明。

成化至嘉靖时的红釉制品，有通体红者，也有红釉白花及白釉器上局部使用红釉者。成化红釉窝盘，内白釉外红釉，外底施白釉，有青花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所见成化红釉白龙纹碗，内施白釉，外壁以鲜红釉为地，剔填白釉云龙纹，近足处剔填白釉变形莲瓣纹怍辅助纹饰，外底有本朝六字双行双圈款。

正德时的铜红釉器仅见盘和碗，内施白釉外施红釉，有署年款者，亦有不署年款者。署款者在器之外底以青花料楷书“正德年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正德红釉白花器见有红釉白鱼纹盘和碗，内施白釉，外壁红釉地剔填鲭、鲐、鲤、鳜四条白鱼，外底署青花四字双行本朝年款，外围青花双圈。由于所见正德时的红釉器比成化时多，所以人们常说正德时曾力图重振宣德以后红釉瓷生产不景气的状况，实际上并未达到宣德时的水平。/p>

嘉靖时期，高温铜红釉瓷的生产虽未绝迹，然而已明显处于难产的地步。所见传世品只有仿青铜器造型的簋、小件文房用具及在白釉器的局部施铜红釉的器物。从文献记载看，嘉靖及其以后，尽管朝廷一再下令向景德镇御厂索要鲜红釉器，但因工匠逃匿、技术衰退和鲜红土告罄等原因，有关官吏不得不请求改烧釉上矾红，以资代替。万历十九年（1591年）黄一正撰《事物绀珠》载：“嘉靖窑回青盛作，鲜红土断绝，烧法亦不如以前，惟可烧矾红色。”《大明会典》卷二O一载：“嘉靖二年（1523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嘉靖二年以后，这种状况仍未改变，《浮梁县志·陶政》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内，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桌器拘获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坛赤色器皿改造矾红。”隆庆五年（1571年）都御史徐栻疏称……要烧造里外鲜红碗、钟、瓯……查例将鲜红改作矾红……”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嘉靖矾红盘、碗、梨形小壶等，就是嘉靖时以矾红代替鲜红的实证。隆庆、万历直至崇祯，传世品中几乎不见纯粹的高温铜红釉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