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吕成龙:《明清官窑瓷器》(十七)“转变期”的衰弱
从明代文献记载来看,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已基本陷入瘫痪状态。从此以后,景德镇官窑是否还存在,目前意见尚未统一。有人认为还在继续烧造,只是产量锐减。有人根据20世纪60年代在景德镇珠山明御器厂故址发现的崇祯年的《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碑文中有“三十六年辍烧造而撤中官,因革不常”的记载,认为明官窑结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天启、崇祯时官窑已停止烧造。至今传世的几件署天启、崇祯官窑年款的瓷器,或为当时民窑烧造,或为后世之物。
笔者认为,明官窑应结束于万历三十六年,但此后宫廷对御用瓷器的需求并未停止。万历后期至崇祯时,随着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民营瓷业迅速壮大,民窑不但生产普通民用瓷,而且还生产高级细瓷器。此时政局不稳,朝廷已无心再去经营御窑厂,宫廷所需瓷器很可能是采取由民窑上贡的方式完成的。宋应星《天工开物》曰:“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绘成。”明确指出崇祯时有御用瓷器的生产。明代瓷器署年款有严格规定,一般来说,不允许民窑瓷器上署官窑年款,明代后期这种规定虽有所放松,但如果由民窑在所生产的供御瓷器上署年款。官方很难做到严格控制,势必造成署款的混乱。所以天启、崇祯时,很可能是官方不允许民窑在所生产的供御瓷器上署朝代款。传世的几件署“大明天启年制”、“天启年制”、“大明崇祯年制”款的瓷器,或许是民窑仿造的。
学术界一般将万历三十五年以后至清康熙官窑正式恢复以前这段时间景德镇的瓷业生产,称为“转变期”。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是景德镇瓷业生产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以前,一直是官窑占统治地位。此后,由于官窑的日趋衰落,民营瓷业则凭借对欧洲市场出口的剧增和国内市场的扩大,而占有绝对优势。
天启、崇祯(1621—1644年)时期民窑瓷器在瓷质方面,一改过去普遍粗糙的质地,而出现一大批细质瓷。细瓷所用青料为浙江衢州、信州两地所产“浙料”,一般瓷器用江西上高等地青料,粗瓷则用江西丰城等地所产青料。在装饰图案方面,此时的绘瓷工匠有相当一部分是训练有素的原官窑工匠,他们一旦摆脱官窑的束缚,立刻从景德镇以外的其他艺术领域汲取营养,江南地区的文人画、安徽新安地区的版画艺术,对此时青花瓷器的绘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前官窑瓷器上反复使用的龙、凤、缠枝莲、菊花、牡丹、八吉祥等传统图案已很少使用,代之以清新、富于生活气息的写意花鸟、山水和人物图。特别是新出现的将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画面,是受文人画影响,将文化、艺术融于一体的精心构思,这种题材一直影响到清代瓷艺。
天启青花瓷中有的带有年款,如“天启年米石隐制”、“大明天启元年孟夏月造”等,可作为断代的参考。
也称“士夫画”。画作注重笔墨韵味,追求文人个性与情趣,用书卷气作为评画的标准。作品大都取材于山水、古木、竹石、花鸟等。画作不拘绳墨,不求形似,以水墨或淡设色的写意为多。文人画理论的出现由来已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已呈现文人画的创作主旨。唐代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主张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人称为“诗情画意”,他被奉为文人画的鼻祖。历经宋、元、明、清几代士大夫及市井文人画家的推动,成为画坛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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