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阎崇年:大故宫《御窑千年》(四十七)瓷器之路之海陆交流
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和茶叶等同样,通过陆海两条通路,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内容。这两条陆海通路,被称作“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从宋到清,千年以来,在一带一路上,瓷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下面按照历史演进轨迹,分作宋元、明代和清代三个时期,做简略叙述。
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东西之间,已经开通。玄奘西行,鉴真东渡,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本书《御窑千年》,因以北宋为时间起点,故本节叙述从宋元到明清,千年瓷器的对外文化交流。
两宋都是半壁山河,南北分治,北方通往西域的陆路通道,先被辽,后被金,此外被西夏所掌控,由是海上通道,更为通畅活跃。两宋帝国,文明昌盛,陶瓷发达。北宋都城汴梁,经运河,到淮安,达扬州,出长江,进东海。南宋都城临安,经浙东运河东行180公里,到今宁波,进入东海,或从泉州、广州,或从钦州出海。海路,往北可达朝鲜、日本;往南经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从马六甲,入印度洋,经阿拉伯,进地中海。这个时期,社会生产进步,航海技术发达,中外交流,盛况空前。
北方的辽或金,从燕京(今北京市)向西,出玉门关,经新疆,有三条陆路可通中亚、西亚以及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商人、僧侣等,年复一年,往来不绝,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往西方,也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西方,同时吸纳外域的物产和文化东来。
两宋时期,中国的海上航行技术、海外贸易,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特点有二。
一是船坚乘风。船体用木板榫卯接合,以桐油和麻丝等做成油灰腻缝,结合严密,船体坚固;船舱内分隔为若干舱位,如个别分舱漏水,也无倾覆之虞;水手掌握季风,利用篷帆,借风顺势,乘风破浪,远洋航行。南宋广州商船出口瓷器情状,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
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二是船大行远。造船的龙骨和船舵大有进步,运用指南针,以罗盘定位,并有航海图,由此传到阿拉伯人海船,再传到欧洲等地。宋代船舶大者可载重三百吨,乘坐五六百人。中国海船远航,把大量的丝绸,特别是中国瓷器,运往所到之处。宋代赵如适《诸蕃志》记载,宋瓷运往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非洲的坦桑尼亚。有学者认为,从宋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可称作“海上瓷器之路”,此论有水下考古作出印证。
以“南海一号”为例。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南约20海里上下川岛海域,在古海上瓷器之路航线上,发现南宋初的一艘沉船,位于海面下27米深处,被2米多厚泥沙覆盖,后定名为“南海一号”,先后经多次水下考古试掘。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船长30.4米,宽9.8米,高约4米,排水量600吨,载重近800吨。寻将沉船、文物与其周围海水、泥沙按照原状,总重约3000吨,一次性吊浮起运,整体平移到海陵岛的十里银滩上,新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存放保护展示。“水晶宫”是一个巨型玻璃缸,其水质、温度、环境都与沉船所在海底实况近似。“水晶宫”内建造两条长60米、宽40米的水下观光走廊。我曾有幸参观,留下深刻记忆。经过数年保护整理,计有南宋瓷器30余种、6万余件,这些沉没海底800余年的瓷器,大多完好,品相如新,许多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瓷器,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据介绍,与这些瓷器年代、工艺相当的一个瓷碗,此前在美国卖出数十万美元,而这里却是整船、成批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船中还有阿拉伯风格的瓷器,如仿银器瓷碗、盛手抓饭的大瓷盘等,这些被认为是海外“来样加工”的外销瓷。这艘“南海一号”是世界航海史上迄今发现的沉船之中年代最早、船体最长、保存最好、文物最多的远洋贸易商船,是“海上瓷器之路”的一颗珍珠,为“海上瓷器之路”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蒙元一统,格局巨变。蒙元帝国建立及成吉思汗分封子孙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元朝经常同四大汗国联系,大力发展陆上与海上贸易,把亚欧大陆海上陆上连成一片,极大地促进了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交通运输更加发达,人员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增加,而阿拉伯文化在中古世界,对融会、沟通东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景德镇瓷器外销路线与沿海沉船示意图
从陆路来说,驿站交通,布局完善,遍及中国,横布欧亚。考古发掘,提供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元青花凤首壶、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元青花蒙古包、甘肃武威元青花高足碗、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元青花碎片、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古城出土元釉里红玉壶春瓶,西安元青花人物图匜,丰富多彩,价值非凡。
从海路来说,高桅巨船,航行海洋,通达四方。今宁波、泉州、广州、钦州等是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起点。而当时海上运送的瓷器,则有多地展示的瓷器和瓷片,以及许多博物馆的瓷器藏品提供史证。航海家汪大渊曾两次附商船航行,其“舶货”中有瓷器,著有《岛夷志略》。书中有关与元代进行瓷器等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的记载达90余条,涉及众多地名。瓷器品种有景德镇青花瓷、龙泉(处州)青瓷、德化白瓷等,所及包括今爪哇、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地区。另一位航海家亦黑迷失,奉命先后5次远航,海上活动达20余年,他所携带的瓷器,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光彩。泉州出土的石碑,其碑文记载他奉使出航“火鲁没思”。经专家考证,“火鲁没思”就是“忽鲁谟斯”,即今阿曼湾与波斯湾交界处的霍尔木兹地区。
2014—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有关方面,在印度西南奎龙港口(Kollam Port),挖出水下文物万余件,包括500多件中国瓷器残片。
中国商船沿阿拉伯海西航,到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非洲东岸。在埃及库赛尔港口,出土了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在肯尼亚出土不少元代景德镇瓷器,安哥瓦纳古城遗址出土元青花瓷,数量很多,种类丰富,时间延续,直到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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