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阎崇年：大故宫《御窑千年》（三十八）乾隆华缛之文化大业

乾隆帝一生幸运，继祖父康熙帝、父亲雍正帝余荫，开创了一代文化大业。乾隆帝天资聪颖，勤奋学习，喜好诗文、书法、绘画、戏剧，还会多种语言，熟悉儒家经典，深谙佛学文化，鉴赏文物，整理古籍，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天子。

乾隆文化大业，就纵向来说，集中华五千年文化之大成。理由分述为三：

第一，集中华古代文化艺术之大成。乾隆时期对传统文化、文物的搜求、整理、研究、考订不遗余力。先后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天禄琳琅》《西清砚谱》以及《内府舆图》《京城全图》《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各种古器物、书画、善本等目录和典籍的整理、编纂。《三希堂法帖》和“十三经”刻石、《满文大藏经》雕梓、《甘珠尔》翻译印制，充分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的梳理与传承。由于乾隆帝本人对古文物赏鉴、制作的用心与爱好，转化为国政之一环，为丰富文物典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古文物研究、考订开拓了新局面。他还具有语言天才，会满、汉、蒙、藏、维等语言，儒家经典、佛教经典也都造诣很深。

第二、汇一个时代文化精英之智慧。乾隆帝身边有一批文化顾问——南书房、翰林院、御用词臣等。乾隆帝承袭父、祖遗业，以高度集中君权，开启了一个文化恢宏璀璨的时代。如此成就，一方面由于乾隆帝乾纲独断的主导推动，但也会聚了众多博学鸿儒、文化才俊的智慧与心力。他们多是进士或翰林出身，学问优长，入直内廷，终其仕途，长伴君侧，成为乾隆帝身边重要的词臣，襄助君主推动各项文化事业，侍奉君主吟咏唱和，鉴赏创作，编纂典籍，让日理万机的乾隆皇帝，也能充分享受文人生活的雅趣。其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纂的《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包罗万千，可谓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次总整理，也是18世纪学风的充分呈现。全书修纂以皇六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为总纂，纂修官则有戴震、姚鼐、王念孙、翁方纲等，与事者三百余人，皆一时之选，动员了几千人参与其事，历时二十年才告竣。虽焚毁了一些书、删改了一些书，但整理了很多书、保存了更多书。《四库全书》采入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

第三，展亲力亲为个人才华之风采。他有《御制文集》和《御制诗集》。据《乾隆皇帝全传》统计，他做皇子时写诗1080首，在位六十年间写诗41800首，三年多太上皇又写诗750首，一生总共写诗43630首，比唐朝300年2200多位诗人所写诗的总和还多。这不仅成为中国“文坛佳话”，而且成为世界文坛佳话。其中，咏瓷诗文，据统计有199首。有人说弘历的诗多为文臣代笔，现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帝诗朱笔原稿4万多首，说明虽有文臣参与润色，主要却是亲力亲为的。乾隆帝还将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聚珍一堂，名曰“三希堂”，足见他对文化之痴迷。尽管同大书法家王羲之、苏东坡等相比有差距，但总体来说，乾隆帝的书法，笔意灵动、风格潇洒，加入书法家行列当之无愧。乾隆帝的诗文著述、书法绘画、文物鉴赏、戏曲艺术，眼光广阔、学养渊博、才艺多情、品味高雅，处于时代的文化高峰。

乾隆文化大业，就横向来说，促进中西文化之交汇。16—18世纪，海路陆路，交通四达。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传播教义来华，他们大多精通天文、历算、几何、医学、绘画，又学习满、汉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重要贡献。乾隆帝积极运用纪实性绘画来宣扬清朝的辉煌成就，宫廷绘画结合中西艺术特点，注重光影与焦点透视技法，并采用传统笔墨颜料与纸绢，“中西合壁，集体合作”。传教士画家除郎世宁之外，还有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等人，其中几位曾奉旨绘制《得胜图》铜版画稿，记录乾隆帝的丰功伟绩。清朝与外界关系的维持，主要是通过朝贡的方式来进行。郎世宁的《百骏图》《爱乌罕四骏》，贺清泰的《白海青》等，所绘正是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及属邦进贡之物。谢遂的《职贡图》，描绘与清廷来往东西洋通商诸国及周边藩属各族男女服饰形象，并附以汉、满文图说。运用艺术来夸耀帝王的宏伟气派及精致华丽，并不乏以异国情调为设计时尚，这种时代气息从乾隆朝宫中收藏或造办处制作的玻璃、玉雕、珐琅、漆器、钟表、瓷器等器物得到映现。

乾隆朝的文化大业，也包含御窑的长足发展。御窑瓷器，无论日用、陈设、祭祀、赏赐、文房、雅玩，乾隆帝都格外关注。乾隆御窑瓷器，奇巧繁丽，特点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