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阎崇年：大故宫《御窑千年》（三十二）康熙恢宏之文化大势

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康熙二十一年（1683）统一台湾，整整百年。期间，矢镞纷飞，山谷陵替，民生困敝，文化凋零。此后，清朝开始由震荡向安定、由破坏向发展、由宣武向崇文的历史转变。康熙后四十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前四十年，百年间中原地区没有战乱，这在皇朝史上实属空前绝后。

康熙帝勤于读书，长于书法，艺术造诣很高，国务亲力亲为。总其一朝，国家一统，经济发展，文教繁盛，万国来朝，“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康熙朝文化，具有三个特点：多元文化融合、儒家文化主导、吸纳西方文化。

先说多元文化融合。中国皇朝社会，主要有五种经济文化类型，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及其岛屿海洋文化。清朝建立并巩固政权后，五种经济文化之间有冲突，但更趋融合，融合为时代主流。满洲森林文化进入中原，蒙古归属清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受朝廷册封，沿海及其岛屿划入版图，出现中华多元文化大融合的历史局面。

再说儒家文化主导。清廷采取以儒家文化为主、多元文化融合的国策。康熙帝改变太祖努尔哈赤“屠儒”、叔祖多尔衮“排儒”的做法，亲自拜谒孔庙并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推祟儒家经典，实行开科取士，表彰博学鸿儒，从而出现了一个皇朝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大局面。

在吸纳西方文化方面，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学习并吸纳西方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测绘、绘画、音乐等文化与科学的皇帝，同俄国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进行外事与文化交往，开创出一个文化新局面。在皇宫造办处中，既有中国士人、工匠，也有西方耶稣会士，共同研发、烧造御用瓷器。当然，清朝同前朝大明比，确有进步和发展，然而同西方崛起的大国比，却有差距。

康熙时期的御窑和瓷器，从宏观来说，文化大势对其有着深刻影响；从微观来说，文人参与画瓷，促进了瓷器繁荣。康熙御窑瓷器，造型多样，品类丰富，前朝所无。

清康熙十九年（1680），三藩之乱接近削平之时，康熙帝派工部郎中臧应选等人驻景德镇御窑厂督造瓷器。臧氏督窑时间最长，而有“臧窑”的说法。臧应选督陶，可以看作清朝御窑厂开始运作的一个标志。

明末清初以来文化与工艺的发展，如书法、绘画、家具、雕刻和景泰蓝等，都对景德镇御窑瓷器产生重要影响，文人画瓷即是写照；皇帝派遣亲信能臣参与督陶，郎廷佐、郎廷极兄弟是其中的代表；各色人才，齐聚景德，设计大师刘源、画工汪绂，都堪称一时之选。

从晚明到清初，文人画瓷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节点：文人绘画，文人画瓷，文人画御窑瓷样（官样）。这三个节点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者，分别是董其昌、徽商群体和康熙帝。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他的一生，宦海沉浮，崎岖坎坷，三落三起，官至明南京礼部尚书，幸得善终。董其昌的为官之道，史书评价为“不激不随”。每当仕途遇阻，董其昌既不一味硬顶，也不随波逐流，而是激流勇退。在宦海“三落三起”中，董其昌把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用得出神入化。

先是，董其昌任时为皇子、后为泰昌帝的朱常洛的讲官，深得信任。由于朝廷政争，被外放为湖广副使。按说，他以储师之尊，可以软顶一下，但是董其昌“不激”，选择了称病回家。后来，万历帝起用他担任“督湖广学政”。这是一落一起。

在学政任上，董其昌选拔人才、组织考试，前来说项的人不少。他不徇私情，惹恼了大户，大户“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史称“民抄董其昌案”。这事不难查清，皇帝也要为董其昌做主，但他仍然“不激”，辞职了事。直到明泰昌帝继位，才被召回京师任职。这是二落二起。

明泰昌帝去世，继任的天启帝继续信用董其昌，让他做南京礼部尚书。当时正值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当权，“党祸酷烈”。董其昌看不上阉党，但他“不激”——没有像某些东林党人那样正面斗争，也“不随”——没有和魏阉沆瀣一气，而是又一次辞职。直到崇桢帝继位，清除阉党，才重被起用。这是三落三起。

崇祯七年（1634），他“乞骸骨，温旨慰留。章七上乃允，赐乘传还”。两年后病卒于家，年八十有三。

董其昌之所以能做到“不激不随”，可能和他“通禅理”有关。禅宗讲究心，“禅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禅之体也”。悟道要靠自心，心外之事，勿太关注，既不要顶上去，也不要卷进去，这就是“不激不随”。

董其昌参禅，不仅悟出了为官之道，更悟出了书画之道。他参考禅宗的南北之分，提出了中国画的“南北宗论”。按照学者的总结，“南宗是文人画，有书卷气，有天趣，是‘顿悟’的表现；北宗是行家画，只重苦练，无天趣可言，是‘渐修’的表现”。董其昌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倡文人画，被誉为“文人画正脉”，引领了明清之际的书坛画坛潮流。

当时，徽商借地利与财力，大举进入景德镇瓷业。他们赞助画师，设厂烧窑，购买瓷器，运销内外，成为一股经济和文化力量。董其昌与徽商过从甚密，曾数度赴徽州（今安徽省歙县）与徽商文人交流，他的作画之道也影响了徽商。借助徽商力量，文人画一跃成为景德镇民窑瓷器的装饰。

康熙一朝，在皇帝推动下，文人画瓷，登入殿堂，参与御窑瓷样（官样），造就了御窑瓷器史上的新高峰。

康熙帝尊崇董其昌。他不但临幕董氏的书法，而且欣赏文人画。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行至松江府，特意行书题写了“芝英云气”匾额，命皇太子携至董其昌祠，悬于堂上。“芝英云气”语出著名书法评论家庾肩吾，是形容书法气势的。

董其昌有个老乡叫高不骞，他目睹了这一盛事，当即写了三首诗：

尚书书体擅清妍，六草三真罕得传。激赏岂知符圣藻，不辞九万写华笺。

四字褒崇近古无，形容摘取庾肩吾。松铅行处传天巧，郁郁蛟龙榜旧庐。

青宫玉质正乘春，出捧干文下紫宸。惊代光芒联七曜，眼中何啻墨痕新。

第一首主要夸董其昌（尚书），说他字写得好，连皇帝都喜欢；第二首主要夸康熙帝（蛟龙）。说他的褒奖前所未有，皇帝是真龙天子；第三首主要夸皇太子（青宫），东方属木，于色为青，所以“青宫”就是太子所居的东宫。原来，高不骞这三首诗，把董其昌、皇帝、太子都夸了一遍，又以对君恩的尊崇融贯其中。

康熙帝喜好文人画，命令由宫廷画师参考文人画，设计瓷样（官样），再由御窑画工画到瓷器上，烧造成器。在这方面，他做出了三项重大改进。

一是推崇正统。明清之际，文人画逐渐形成了正统派和野逸派。正统派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为代表，追随董其昌；野逸派则以“四僧”——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为代表。明清之际，野逸派画家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寄情山水之间，既取得了艺术的成就，也切合了遗民的心态，对瓷器生产影响很大。正统派则归顺清朝，如王翬曾奉诏作《康熙南巡图》，王原祁则中康熙进士、入值南书房，主持绘制《万寿圣典图》。康熙帝喜欢董其昌，又要鼓励士人向新朝靠拢，所以推崇正统派。“四王”成为御窑文人画瓷的主导风格。

二是创新画法。正统画派入宫以后，吸取了院体画、西洋画的技法。大部分宫廷画师画的都是院体画。院体画讲究意境渲染，西洋画讲究光感透视，都被吸取到瓷样（官样）的设计绘制。康熙青花瓷的绘画，将明末徐渭以来皴染法与西洋透视焦点法相融合，能分出九色，浓淡分明，娇翠鲜丽。康熙青花瓷器，以其胎精、釉细、形美、花艳，而享有极高的艺术声誉。

三是改进技术。康熙一朝，青料的提炼、青色的层次、胎釉的质量、器型的品类，都有明显进步。青料的提炼，明末发明了火煅法，使得青花发色更加明艳，人称“翠毛蓝”。青色的层次，原本不多，而康熙时可以分出九色之多，人称“分水技法”。胎釉的质量，康熙时的瓷胎致密，釉面坚固，且亮而丽，人称“紧皮亮釉”。造型品种，达百余种。

总之，各项技艺不断出新，为御窑瓷器艺术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