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阎崇年：大故宫《御窑千年》（三十）清设御窑之废除匠籍

战乱之中，清朝对景德镇御窑给予了关注。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九日，清廷“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废止元明以来的匠籍制度，缓解了对包括陶匠在内工匠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发展。

清初改革的对象是明代的弊政。洪武年间，明朝在元朝基础上，确立匠籍制度，强制各种工匠终身服役。入了匠籍，就世代端上“铁饭碗”，听上去似乎不错，但时间一长，在籍匠便不满意。让他们不满意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地位低。《明史·食货志》说，“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匠户处在末等。他们不能脱籍，不能转业，不能做官，地位很低。

二是徭役重。“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就是住在京师的匠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时人记载，住坐“常日进内上工，天未大明，俱到西安等门伺候开放，点验牌面。进至该管衙门，点卯已毕，随即赴工。直至申末酉初（17点前后），歇作散匠，搜检放出”。真是早出晚归，辛苦非常！因为收工晚，等到搜检完毕，城门往往已经关闭。工匠家住城外，不能出城，夜境更惨：“不得出门，路眠野宿，风雨饥饿，未免失所。”轮班，就是住在京外、轮流服役的匠户，有一些轮班要进京服役，还有一些则在当地服役。景德镇的陶匠户就属于后一种。“轮班诸匠，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遥远者往返动经三四月，则是每应一班，六七月方得宁家。”不但赶路费时，而且花钱很多，四季辛苦，负担沉重。

三是报酬少。徭役和赋税一样，既是强制的，又是无偿的。匠户服役，只能得到微薄的月粮等，所得远少于自行从事手工业者的收入。

四是私占多。《明史·食货志》记载：“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太监督陶，让一些匠户给自己干私活，并侵吞他们的报酬。如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御器厂官员查明：“上工夫三百六十七名，减一百七名，实役二百六十名。”减员多系私占，比例达三成之多。如遇追查怎么办？“遇点阅，仓皇雇备答应，点毕随去。”弄虚作假，糊涂了事。

地位低、徭役重、报酬少、私占多，工匠不满日益加深，很多匠户消极怠工，甚至逃亡，进行反抗。怠工导致御窑效率大幅降低，与民窑形成鲜明对比：“官作趋办塞责，私家竭作保佣，成毁之势异也。”逃亡则导致匠户大幅减员。到了嘉靖后期，全国匠户逃亡已达三分之一以上。

从成化年间开始，明廷改革匠户服役的形式，逐步允许轮班匠以缴纳银两的方式代替服役，这对于匠户是一次解放。然而，景德镇的陶匠户，虽然属于轮班匠，却没有得到实惠——既要缴纳代役银，又要继续服徭役，负担之重，苦不堪言。明代匠籍改革，没有彻底进行。清代废除匠籍为御窑发展提供了条件。

如果说，明代的改革只是改变了服徭役的形式，那么，顺治朝的改革则是革除了徭役本身以及附着在徭役上的限制和身份。此后，再无低贱的匠户之称，再无僵死的职业限制，匠户终于和其他百姓平等。

制度改革，知易行难，废除匠籍，更是如此。顺治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减收，废除了匠籍，不能再收代役银；二是增支，废除了匠籍，工匠要按市价支付工钱。一减一增，一出一进，总算下来数目很大。这钱从哪儿来？朝廷没有钱。终顺治一朝，这项改革也没有落实。

直到康熙朝，改革才实现。康熙帝做事比较有智慧。

——不收代役银，钱从哪里来？康熙帝的措施是：摊入田亩，一体征收。让广大农户一起替匠户交钱，就摊薄了负担。这样一来，匠户一身轻松，地方收入不减，官府匠户，两宜相得。

——实施募雇制，钱从哪里来？康熙帝的措施是：税银保障，专款专用，主要取自运河淮安关和长江九江关两个税关所收的税银。光绪《江西通志》记载：

恭俭有制。旧定窑厂岁用淮安板闸银八千两，后改归九江关监督。工匠役夫三百余人，工、食、泥、土，给值采买，不以病民。冠、婚、医、药，均予赏恤。

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御窑的开支，又基本按工支付酬金，户部没有从国库出钱，还避免了搜刮老百姓——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清初还将官搭民烧正规化。所谓官搭民烧，是指御窑厂将一部分生产任务交给民窑来完成，以此弥补御窑厂生产能力的不足。官搭民烧之事，始自嘉靖时期，隆庆、万历以后形成定制。当时，接受生产任务的都是匠户，任务的性质是徭役，报酬非常微薄。这样一来，匠户不但要定期去御器厂上工，就算是回到自家窑厂里，也还要给国家干活，岂不永无宁日？所以，明代的官搭民烧，既是盘剥匠户的手段，也对民窑有不利影响。

清初废除匠籍后，官搭民烧的性质发生改变：之前是工匠徭役，而后是朝廷采购；之前是低价征用，而后是市价购买。于是，官搭民烧就给民窑新增了朝廷这个大客户，民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清代的官搭民烧，是官民两利的政策，对景德镇的陶瓷业发展有促进作用。

顺治八年（1651），江西进烧造龙碗。顺治下旨：

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

清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写道：“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磁（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瓷器质次价高，与皇家身份极不相符。顺治朝，朝廷并没有正式设立御窑，只是偶尔利用景德镇明代御器厂的基础，烧造少量瓷器。

顺治时期的青花瓷器，胎体厚重，釉面质朴，多无年款，画多尚武，如一只青花筒式瓶就有“马挂征鞍将挂袍，柳梢门外月儿高。男儿要带封侯印，腰下长悬带血刀”的题记，说明即使是这种民窑瓷器，也反映了尚武的时代气息。

故宫博物院顺康时期近万件藏品中，顺治瓷器极少，有年款的更是稀见。下举数例。

1．清顺治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盘。高4.3厘米，口径24.6厘米，足径15.8厘米。盘子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清顺治年制”六字双行款。这只瓷盘内外均施深茄皮色紫釉，釉下锥拱云龙纹，外壁近足处锥拱莲瓣纹。锥拱，又称锥花，是用尖细的锥状工具在瓷坯表面划刻出龙凤，花草等细线纹饰，再罩釉烧造。这只瓷盘锥拱的云龙纹和莲瓣纹，罩在紫釉下，若隐若现。这只盘子造型、釉色、图案和锥拱工艺，显示出清初御窑的烧造水平。

清顺治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盘

2．清顺治青花五彩雉鸡牡丹图尊。虽然没署顺治年款，但是实为清官旧藏，经专家考定应属顺治时期。这件瓷尊高35.3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12厘米。通体以青花五彩装饰。一只长尾彩色雉鸡站立在岩石上，回望远处的蜜蜂，吉祥的牡丹和玉兰盛开在岩石间，天上的一轮红日，照耀着美好的万物。图案寄托了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同样是青花五彩瓷器，同前面讲的万历百鹿尊比，除造型有变化之外，绘画技巧变化很大，万历时期用笔朴拙，这只尊则纹饰清丽，浓淡相宜，格外生动。

清顺治青花五彩雉鸡牡丹图尊

3．清顺治青花雉鸡牡丹图盖罐。通高47厘米，口径20.6厘米，足径20.4厘米。伞形盖和罐通体青花装饰，其一侧一只雉鸡昂首立于牡丹丛中，另一侧只喜鹊栖在枝头。大朵牡丹，花开双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鸟鹊的图腾崇拜，是满洲森林文化的一个特征。这件盖罐，提供了例证。

清顺治青花雉鸡牡丹图盖罐

4．清顺治青花加官晋爵图盘。高7厘米，口径33.7厘米，足径17.5厘米。这件青花瓷盘，盘口沿施酱釉，盘内以青花绘加官图。右侧大屋高耸，台阶下一人牵鹿伫立；庭院中陪衬洞石、盆景、芭蕉、菊花等。主人是一位官员，身后有仆人打着伞盖；官员对面，一位侍者手捧官帽，毕恭毕敬。画面寓意“加官晋爵”。图案空白处署青花楷体铭款：“戊戌冬月赠子墉贤契。鲁溪王锳制。”

清顺治青花加官晋爵图盘

盘子外壁及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篆体“玉堂佳器”四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

这只青花加官晋爵图瓷盘，从铭款文字可以确知：

其一，戊戌年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

其二，作盘者是王锳，时任江西饶州的道员；

其三，瓷盘是赠送给友人子墉的礼物。

这只盘子，画工精细、形象生动、色彩浓艳、风格鲜明，堪称顺治时期青花瓷器的一件杰作。这件瓷器，更让我们知道了顺治年间饶州官员王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