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官窑（四十）明官窑青花鉴赏之正德时期的纹饰
正德官窑制品，一改成化和弘治时轻巧、精雅的风格，向质朴厚重的风格转变。这时的器型十分丰富，大器增多，并出现了许多新颖奇特的造型，青花与釉上彩的结合形式也更加丰富。其胎、釉、青花色料以及器型、纹饰都体现了当时的制作水平，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
纹饰比前朝丰富，画笔工整，构图趋向繁密，与成化、弘治青花疏朗明快的风格大不相同。
正德青花中，龙纹依然是主体纹饰，出现频率最多的为穿花龙和闹潮龙，其次是云龙、翼龙和螭。此前的龙多为闭嘴、竖发，正德时张嘴龙渐多，还出现龙发双分的情景。动物纹饰中还有凤穿花、云凤、狮纹和海兽。
花卉以灵芝、交枝花、宝相花的运用最多，常见花果有牡丹、海棠、百合、莲、松、竹、梅、桃和石榴、枇杷、荔枝、樱桃、葡萄等。在交枝花上绘朵莲和慈菇是正德时特有的纹样。
人物故事的题材也比成化、弘治多，其中以婴戏与仕女较为突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人物多层圆形盖盒，外壁绘有四幅仕女图，分别画：侍女携琴陪女主人在郊外游玩；仕女端坐品茶；仕女盆中掬水；仕女一手持衣，一手去接花。画意飘逸潇洒，这似乎是唐诗“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意境。
边饰有卷草、如意、回纹、蕉叶、莲瓣、云纹、海水、龟背锦、锦地花卉、钱纹和几何纹样。
正德纹饰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大量书写波斯文字的图案。其形式多在圆形、菱形、方形的开光内书写，也有直接在花卉间书写或全是文字装饰的，与文字相伴的花纹有宝相花、交枝花和如意纹。所书文字有波斯文、阿拉伯文与“小经文字”，文字规范，书写流畅，书写的内容可读，据有关学者翻译，多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里的内容，也有为国家与皇帝祈福的内容。由于《古兰经》传播至伊朗地区后，常常混合使用阿拉伯文及波斯文来解释《古兰经》，所以书写《古兰经》内容的文字既有阿拉伯文，也有波斯文。而为帝王祈福的吉祥文字用的是“小经文字”，所谓“小经文字”是穆斯林学习汉语的专用文字，相当于拼音字母。据台北故宫的学者统计，用波斯文字装饰的官窑瓷占正德官窑瓷的三分之一，有七八十件，加上传世收藏，至少有百余件流传于世。
正德青花波斯文盘
正德青花波斯文罐
正德青花波斯文瓶
正德青花波斯文碗
官窑对伊斯兰元素的使用始于明初，特别是永、宣时期，大量仿制伊斯兰金属器皿，运用伊斯兰花纹做装饰，但都是日常生活用品，而正德用伊斯兰文字作为装饰却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有关。那么，为什么会烧造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器皿？这些与宗教有关的器物的使用者是谁？值得探讨，要弄清这些就必须求助于文献了。
众所周知，武宗精力旺盛，可谓“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疆场”，他不满紫禁城的庄严肃穆，即位不久，就在西苑太液池西岸营建豹房。豹房内广召美女、乐使、术士，纵情玩乐。愈正燮《癸巳存稿》载：“明武宗立豹房，内有回人宠嬖。”《万历野获编》也有“帝王聚外国女”的记载，嘉靖皇帝即位后有诏书：“回回人于永，出入豹房，诱引蛊惑，情罪深重，锦衣卫拿送都察院追问明白，议拟罪名，奏请处治。”从文献看，武宗与回人关系甚密，甚至还给回人米尔马黑木“赐国姓，受锦衣指挥，护驾南征”。书有伊斯兰文字的器皿，会不会是为他身边的回人而生产的呢？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武宗不但与回人关系密切，他对伊斯兰教也很看重，据晚明著作《正教真诠》所载，武宗认为“唯清真认主之教，深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还作有御制诗：“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可见他非常信奉伊斯兰教，《国榷》的记载也证实了这点，说正德“时上好异，习胡语，自名忽必烈。习回回食，自名沙吉敖烂”。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明初官窑吸收的是伊斯兰美术要素，正德官窑则充满伊斯兰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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