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阎崇年：大故宫《御窑千年》（六）设博易务之首任税官

在景德镇设置瓷窑博易务，提出建议并首任税官的是余尧臣。

余尧臣，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余靖（1000-1064），字安道，天圣二年（1024）进士，时年二十五，《宋史》有传。余靖中进士后，经过十年历练，仕途迎来转机，进京任职，校勘古籍，展露才华。范仲淹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结果被贬到江西，知饶州。余靖的官位还没有坐稳，因替范仲淹说话，也被贬谪出京。庆历年间，宋仁宗实行新政，范仲淹主持。余靖和欧阳修、蔡襄等担任谏官。余靖得到仁宗信任，经常面圣，直言不讳。据说，余靖不修边幅，盛夏入宫，力谏不休。一次，仁宗总算打发他走了，对身边人说，自己“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皇帝能宽容臣下到这种程度，也不容易。然而，几年后，范仲淹失势，余靖也受到牵连。他上疏：“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疏入，余靖遭落职，被贬出京城，客死于秦亭（今南京秦淮亭）。这里有个故事，史载：“靖尝梦神人告以所终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则江宁府秦淮亭也。”

时过境迁。余靖的孙子余尧臣时任宣义郎、都提举市易司勾当公事。“市易司”就是前面说的执行王安石“市易法”的机构。余尧臣在市易司任职，积极推行“市易法”。他认为景德镇陶瓷贸易繁盛，国家如果参与进去，不失为一大财源，所以提议在景德镇实行“市易法”，建立“瓷窑博易务”。不仅如此，朝廷还让余尧臣负责瓷窑博易务工作。万事开头难，余尧臣奋斗了一年，“方且就绪，以勤官而死”，竟然累死在任上。

余尧臣因公殉职。他的弟弟余舜臣当时也在饶州做官，上疏请求接替哥哥之职，颇有几分前仆后继的悲壮，不过没有获得批准。事实上，虽然余尧臣积极参与变法，又死于职守，朝廷却从未旌表过他，甚至历史记载都非常稀少。究其原因，大概和“市易法”本身存在争议有关。“市易法”虽然设想很好，执行起来却走了样。

一是，国家做生意，为了赚钱，官员倚仗权力欺行霸市。

商旅所有者尽收，市肆所无者必索，率贱市贵鬻，广裒赢余，是挟官府为兼并也。

这显然比囤积居奇的大商人还坏。

二是，国家为赚利息，放高利贷。说来说去，还是赚钱心切，顾不上老百姓的利益，本以为可以利国利民，却导致与民争利，可谓适得其反。

好心办了坏事，事情的首议者、实际的推行者，难免要挨批评。大文豪苏轼就曾经批评过余尧臣：

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繁卿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万花本洛阳故事，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钱惟演为留守，始置驿，贡洛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蔡君谟始加法造小团茶贡之，富彦国叹曰：“君谟乃为此耶！”近者余安道孙献策榷饶州陶器，自监榷，得提举，死焉。偶读《太平广记》：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为嘉兴乍浦下场杂盐官，侮慢庙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在苏轼看来，蔡繁卿、钱惟演、蔡襄（君谟），特别是余尧臣从景德镇瓷窑中为国取利、聚敛民财、谄媚圣上，小民受害，实不足取。苏东坡大概实在生气，竟然把余尧臣殉职和“侮慢庙神以死”相提并论。“市易法”遭到一些人仇恨，自然推行不了多久。宋神宗一死，人亡政息。余尧臣的事迹，也和瓷窑博易务一道，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北宋时，先后有两次大的新政运动：一是宋仁宗朝的庆历新政，主要由范仲淹主持；二是宋神宗朝的熙宁新政，主要由王安石主持。余靖、余尧臣祖孙，分别是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政的参与者。仕途艰难，变幻莫测。新政变法，宦海风浪，既生机遇，更伏凶险。余靖、余尧臣祖孙，投入变法漩涡，忽而跃上潮头，忽而跌人浪谷。他们的际遇，既令人叹惋，也引人深思。

下面介绍两位景德镇镇监，即莫濛和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