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官窑（四）明、清御厂的设置

　 　据《明史》、地方志和碑记等文献记载，御器厂的设置时间有洪武二年、洪武三十五年、宣德年间、正德初年四种说法。对此，除极少数人以《明史》为依据，认为御厂设置于宣德初“较为妥当”外，绝大多数人认为宣德之前景德镇已有官窑。但仍有两种观点：一为建于洪武二年（1369），另一种为建于洪武三十五年（1402）。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其争论的焦点都在明初的形势上，持洪武二年观点的认为：所谓洪武三十五年是建文四年，其时正值靖难之役，战乱之际不可能建官窑。倾向后说的认为：洪武二年政权刚刚建立，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况且明太祖崇尚节俭，设官窑的可能性极小。

　 　1990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东麓发现了明代早期的遗物，出土有青花、釉里红大盘和白釉印花碗、盘残片，这些标本为公认的洪武瓷器。同时出土的还有瓷瓦和瓷用建材以及印有“官匣”字样的匣钵等，其中有的瓷瓦用褐色料书有监造、监工、作头、甲首、浇釉等人匠姓氏的文字，其中监工为浮梁县丞赵万初。查阅《浮梁县志》，赵万初为洪武时的县丞，而且名列榜首，他出任县丞的时间当在洪武早期。1994年，又在珠山东侧发现了两个较集中的瓷片堆积，其中一大批胎体厚重、器型硕大的，曾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瓷器，经考证这就是洪武官窑的遗物，所以洪武有官窑成为定论。

印“官匣”平底匣钵

褐料书“赵万初”铭瓷瓦

　 　既然记述洪武二年设厂的文献没问题，那么，说三十五年设厂的文献又是怎么回事呢？

　 　2002年珠山北麓考古工地出土了刻“局”和“局用”铭碗的残片，该碗的圈足处理以及胎、釉，都具有洪武早期的工艺特征。所刻的“局”当指“瓷局”，“局用”即瓷局所用，这两件标本成了诠释文献的最好实证。如果联系明代《饶州府志》“景德镇即陶器口所，肇于唐而备于宋，国朝设局以司之”的记载，可以得知明初官窑仍沿用了元官窑的名称，叫“瓷局”或“御瓷局”。另外，明崇祯十年的《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残碑记载：“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据此可知洪武三十五年不是设置官窑，而是将“陶厂”改名为“御器厂”。这才是“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宫”的正确解读。

刻“局”白釉碗

　 　至于明官窑的结束之年，似乎人们关注得不多。但有含糊不清的说法：“天启官窑生产陷入衰弱状态……崇祯时，官窑制作虽非绝对停顿，但已毫无地位。”也有前后抵牾之说，“天启御厂更是萧条冷落，逐渐停业”，后又讲“崇祯官窑一度停烧”。按这些说法，天启、崇祯官窑仍在生产，只是“一度停烧”或“毫无地位”而已。然而传世品中，万历以后的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几乎没有可以确定为官窑的器物。那么万历以后，官窑是不是还继续烧造呢？从崇祯时的一块石碑《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中隐约可找到一些线索，该碑记载：“显皇帝（万历）十七年复命中官为政，三十六年辍烧造而撤中官，因革不常。”其结衔署“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孟夏日之吉”，上徵文字表明，明御器厂从万历三十六年以后至崇祯十年都没有烧造，而崇祯十年后农民起义军蜂起，明王朝风雨飘摇，根本不可能还要御器厂烧造瓷器。另外，《明神宗实录》有段记录，可与该碑呼应：万历三十五年，“工部右侍郎刘元震……查江西烧造自万历十九年，内丞运库止派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八万余件，分为八运，除完七运外，只一万余件，所当不多，宜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这不多的一万余件，是停烧还是继续烧完，这里没有结论。从《明史·食货志》的记载看，这一万余件没有烧完。“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自后役亦渐寝。”可见，景德镇御器厂在明万历三十六年，最迟也不过三十八年就结束了为皇室烧造御器的使命。

　 　关于清代御窑厂的设置时间，学界讨论得不多，基本上是以《景德镇陶录》卷二《御窑厂恭记》中“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为依据，认为御窑厂建于顺治十一年。《御窑厂恭记》的内容大多源于乾隆四十七年的《浮梁县志》，而县志中并没有提到御窑厂的建厂时间，只是说“顺治十一年，奉旨烧造龙缸”。另外，《清朝文献通考》有顺治八年“时江西进额造龙碗”的记载，然而，顺治帝对此举似乎并不满意，他说：“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由此可见，这次烧造龙碗进奉，不是御窑厂的生产任务，而是江西地方官为讨好朝廷的个人行为。因此，御窑厂的建置不会早于顺治八年，当在顺治十年前后。

御窑厂位置图

　 　御窑厂的终结时间应该在清政权的终结之时，故宫近万件署“大清宣统年制”的瓷器，足以说明短短的宣统三年御窑厂的生产没有中断过。

　　(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