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讲堂】阎崇年：大故宫（二十）太和大典之举荐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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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奉天殿、皇极殿）是明清皇家重要大典的殿堂，皇帝来的次数不多，低品秩官员更难得进殿。至于布衣百姓，整个皇城都被划作禁地——万历《大明会典》规定：违禁入皇城，杖一百，流三千里；入官城，绞。所以，以平民之身荣登大殿、得见皇帝真容的实例，五百多年间屈指可数。《清史稿》就记下了这样一次“平民典礼”——康熙朝在太和殿进行博学鸿儒科的举荐与考试。下面先说举荐。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颁诏：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

为选拔人才，康熙帝决定在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之外，加设博学鸿儒科，亲自考选高官们推荐的人才。

康熙帝为什么要在正常科举考试之外特开博学鸿儒科呢？因为：

其一，清朝入主中原已有三十五年，南明几个小王朝都被扑灭，农民军余部也被逐一平息，明遗民有组织的抵抗趋于消弭，太平之世已露端倪。在以武打天下之后，应以文治天下。这就需要争取士人之心。

其二，时三藩之乱未平，海内骚然，人心不稳。一些士人，心存动摇。安定人心，首要收服士心。所以康熙帝下诏令，做出求贤若渴的开明姿态，也有收拢士心人心的目的。

其三，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多有气节，面对满洲政权，虽然硬顶不成，但惹不起总躲得起吧！所以，一批才俊，不考功名，不走仕途，游离于体制之外，成为隐逸之士，未能为清廷所用。

其四，当时在议修《明史》，需要大批人才，康熙帝想用“特招”的办法，招揽贤能人才，充实修史队伍。

所以，时人就认为，傅学鸿儒科“意在搜罗遗逸”，《清史稿·选举志》也说：“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

康熙皇帝确是求贤如渴，制定了宽松的举荐条件：“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都可以推荐。就是没有功名，也没当官的一介布衣，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都可凭借被推荐，直接到天子脚下考试，如被录取，便一步登天。康熙帝说到做到，《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

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才俊们纷纷揣上名片（古时叫“名刺”），骑马造访有权荐举的官员，想凭借官员的声望获得推荐。（惠周惕《红豆山庄集》）本来是推荐，却成了自荐。但是，仍有很多士人坚守节操，拒不接受推荐。至于拒绝的办法则是各显神通：

一是隐居。比如九岁就能写文章的贺贻孙，江西永新人，名声很响，明亡之后，隐居不出。有官员想举荐他应试博学鸿儒科，写了信给他。贺贻孙见信脸色一变，说：“我逃避得了这个世道，却没逃得了功名啊，功名实在太牵累人了！我以后就消失了！”于是“剪发衣缁，结茅深山”，就是剪了头发，换上僧人袈裟，逃到深山里，用茅草搭了个房子住着，从此再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踪迹。

二是称病。思想家傅山（青主），山西阳曲人，明清易代后，就穿上了道士衣服，在地里打个洞居住，赡养老母，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他被推荐应试的时候，都七十二岁了，坚决不从。地方官强迫他从命，让人抬着他的床上路进京。到了距京城二十里的地方，他誓死不进城。大学士冯溥看不下去，率先来劝告，朝中大官们也来看望，可是傅山不迎不送，就躺在从家里抬来的床上。左都御使魏象枢一看，上奏说：傅山岁数大了，身体不好。这算给了康熙帝一个台阶下。于是康熙帝下诏，不让他参加考试，封给他一个内阁中书（正七品）的职务以示荣宠。冯溥要傅山谢恩，不从就让人抬着他去。结果傅山还没进宫，刚望见大清门，就触景生情，想起了亡明，“大明门”改名“大清门”的伤心往事，他就止不住地流泪，整个身子都扑倒在地。魏象枢大概怕他乱说话，赶紧上前说：“止，止，是即谢矣！”行了，行了，这就算谢：过恩了！等他总算踏上归程的时候，冯溥以下大臣都来送他。只见傅山舒口气，说：从今往后就逃脱出来，没什么牵累了！傅山虽名义上当了内阁中书，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官，无论冬夏都只穿布衣，自称为“民”，从不说自己是官，死的时候也穿着道士服人殓。傅山工书画，他曾说：“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清史稿·傅山传》说：“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人如其字，字如其人，这值得深思。

三是抗拒。比如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亡之后，誓不降清，“一年之中，半宿旅店”，先后“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心向故明。他“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以二骡二马，驮着书籍，边走边读，学问高深，影响也大。当时大臣们争相举荐他应试，他不领情，而且“以死自誓”，宁死不从，众人只得作罢。他有位好友，本来关系很紧密，就因为人家应征赴试，便从此绝交。

四是妥协。大思想家黄宗羲，浙江余姚入，当时获得了叶方蔼的推荐。叶方蔼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修《明史》总裁官，后来担任博学鸿儒科的阅卷官。有这样的人推荐，当然备极荣耀。可是黄宗羲多次辞谢，总算推掉了。博学鸿儒科试后，选出的才俊投入《明史》的编撰工作，叶方蔼受命监修。他不死心，想请黄宗羲出任顾问。当地最高级官员——总督和巡抚——备了礼物来聘任黄宗羲，又被推辞掉了。朝廷商议，黄宗羲恐怕来不了了，就请皇帝下令，让浙江巡抚抄录黄宗羲著作中有关明史的部分，送到京城，并让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参与修史。一天，大学士徐乾学在南书房值班，康熙帝问起遗民中有何贤达，徐乾学又推荐了黄宗羲，并解释说他已经老了。康熙说：“可以请先生到京城来，朕不交办他任何具体事情。等先生要回乡，一定派官员护送他。”徐乾学回说黄宗羲真的很老了，没有来京的意思，引得康熙帝连连叹息人才之难得。康熙帝确有虚怀若谷的求才之心，黄宗羲也就没有一味硬抗。虽然黄宗羲屡辞不就，但《明史》的纂修者每有大事，常会向他咨询，或请他审稿，或请他提出建议。他还把自己积累的资料给明史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