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英：千年一瓷人

阎  崇  年

唐英是中国御窑千年史上，既有著作、又有精品，既会管理、又会匠作，既擅诗文、又长书画，既倾心事业、又清廉自守，可谓：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本文以唐英旗分、历史贡献、心灵纠结，分作三节，进行辨述。

一

唐英：千年一瓷人，首应辨明他的旗分与身份，因为这是影响其事业、其人格的一大因素，且存在着应当辨明的学术争议。

唐英隶籍的旗分和身份，是满洲正白旗包衣，还是汉军正白旗人？当下所见论著，多持后者之说。史籍之记载，亦颇有差异。这是一个需要考辨的问题。

唐英（1682～1756年），字俊公，又作隽公，自称蜗寄老人，先祖为明末和后金时期辽东沈阳（今辽宁省沈阳市）人。唐英隶籍的旗分和身份，是满洲正白旗包衣，还是汉军正白旗人？史有两说：

其一说，唐英隶籍汉军旗人。持此论者，影响最大的是《清史稿·唐英传》的记载：

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1〕

《清史稿》初刻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虽其流布广、影响大，却非时间早、史实确。此前，说唐英是汉军旗人，也有书在。清人铁保编修、嘉庆九年（1804年）成书的《熙朝雅颂集》，采录唐英诗二十三首，其诗前作者小传云：

英，字俊公，一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汉军人，官粤海关监督，有《陶人心语》。〔2〕

上述记载，似应可信。这或是因为：

第一，作者官高。《熙朝雅颂集》编者铁保（1752～1824年），〔3〕隶满洲正黄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年二十一，历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漕运总督、都统、广东巡抚、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并任“八旗通志馆”总裁，可谓位高权重，官宦显赫。

第二，时间较早。《熙朝雅颂集》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年），翌年雕梓。其编纂者铁保自称：“臣充‘八旗通志馆’总裁官，编辑艺文，得满洲、蒙古、汉军诗钞百数十家，篇帙浩繁，未能悉登简册。当于通志内列其名目，其所为诗，拟别辑一书，以垂久远。”〔4〕由是，铁保奉旨编纂《熙朝雅颂集》。此集，成书早，影响大。

第三，皇帝钦阅。《熙朝雅颂集》由清嘉庆帝颙琰御制序，云：“前此铁保在京供职，曾有采辑八旗诗章之请，经朕允行。兹据奏进诗一百三十四卷，请赐书名。朕几余披览，嘉其搜罗富有，选择得宜，格律咸趋于正，而忠义勇敢之气，往往藉以发抒。存其诗实重其人，益仰见列圣培养恩深，蒸髦蔚起，正未有艾。爰统命名《熙朝雅颂集》，并制序冠于简端，以垂教奕禩，非徒赏其淹雅博丽之词也。著将原书发交铁保，付之剞劂，用昭同风盛轨焉。”〔5〕

第四，影响深远。《熙朝雅颂集》问世后，影响深远。如：

（1）清道光刻本、彭蕴璨编著《历代画史汇传》卷三十载：“唐英，字俊公，一字叔子，号蜗寄老人，汉军人，粤海关监督。”〔6〕

（2）《八旗画录》载唐英“隶汉军正白旗”。

（3）民国《奉天通志》载：“唐英，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7〕

（4）民国年间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载：“唐英，字俊公，一字叔子，号蜗寄，汉军旗人，历官内务府员外郎、九江关监督。”〔8〕

（5）今人《景德镇讲义·唐英》载记：唐英“沈阳人，隶属汉军正白旗。”

（6）今人石奎济、石玮编著《景德镇陶瓷词典·唐英条》载述：唐英“隶汉军正白旗”。〔9〕

（7）今人张发颖编《唐英全集》，其《序》云：唐英“隶汉军正白旗”。〔10〕

以上所揭，九条资料，均载明唐英所隶籍旗分，为汉军正白旗。上引资料之外，还有其它载述，因书异意同，而不必赘述。

然而，史事的判定，历史的真实，应当遵循下述“四不原则”，即：不以作者的权贵身份而定，不以史料的时间早晚而定，不以君王的钦阅谕旨而定，不以史证的数量众多而定，应以缜密考证的史实而定。

唐英的身世和旗分，早期史料，极为奇缺。经查，唐英及其先祖的资料，《老满文原档》〔11〕《满文老档》均未查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等亦未载录。其后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唐英史事，凡有七见，如记载唐英为“内务府员外郎”。

其二说，唐英隶籍满洲正白旗包衣，笔者秉持此说。兹据史料，分别缕述，略加分析，以做考证。

第一，《〔雍正〕江西通志·陶务叙略碑记》载述：

英，关东之沈阳人也。世受国恩，从龙日下，隶籍内务府。幼即供役于养心殿，二十余载。我皇上御极之元年，仰蒙高厚殊恩，拔置郎署。方恐报称无由，乃复于雍正六年秋八月，怡贤亲王口宣天语，命英督监江西窑务。〔12〕

上述的《〔雍正〕江西通志》，为清雍正七年（1729年），江西巡抚谢旻奉诏纂修并任监修，开局编辑。〔13〕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一百六十二卷、首三卷。〔14〕书中的《陶务叙略碑记》为唐英撰写，其时间应在雍正七年（1729年）到九年（1731年）之间。这是所见唐英身世的最早文字资料，且确实可信。

上文的唐英“隶籍内务府”，明确表明：唐英并不隶籍于汉军正白旗，因为汉军正白旗不隶籍于内务府；唐英隶籍于内务府与隶籍于八旗汉军正白旗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清朝的八旗制度，分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而又各含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个旗，共二十四个旗。在八旗满洲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直属清帝，隶内务府，又称内务府三旗，或称上三旗。清制的领侍卫内大臣六员，由内务府上三旗中每旗出两员组成。所以，满洲正白旗是隶籍内务府的，汉军正白旗则是不隶籍于内务府的。〔15〕

第二，乾隆朝纂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乾隆九年（1744年）成书，首见唐英身分为满洲正白旗下包衣。后任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复为八旗满洲正黄旗包衣旗鼓佐领。于此，《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

唐应祖，正白旗包衣旗鼓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曾孙唐英，现任员外郎兼佐领。元孙德格，现任八品官；庚保、寅保，俱现系举人；寅年，现系生员。四世孙唐景，亦现系生员。〔16〕

第三，《厂署珠山文昌阁碑记》亦曰：“予家从龙入关，历世五叶，隶旗百载”云云。

第四，《八旗通志·旗分志》记载：“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余五旗统以宗室王公，居重驭轻，大宗维翰，盖皆创前古所未有，而建诸天地。”〔17〕

上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献、典籍、谱牒、档案、碑刻之记载，均清楚地说明：

其一，唐英的先祖籍辽东沈阳，汉人。

其二，唐英的曾祖唐应祖，在后金时期归顺后金汗努尔哈赤，后隶属于满洲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之人。

其三，唐英隶籍于内务府，后官内务府员外郎，兼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

其四，唐英之子文保、寅保，时为生员。寅保考中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科举人，后在时年十九中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进士，后授庶吉士、任编修。唐英的第三子万保，年龄幼小，略而不述。〔18〕

在这里，要说明同唐英旗分、身份攸关的“正白旗”、“正黄旗”、“包衣”、“旗鼓人”四个概念。

清朝的旗人，分作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19〕八旗满洲分作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个旗。其中，八旗满洲的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为“内务府三旗”，称作“上三旗”。

清朝的“包衣”，全称是“包衣阿哈”，其包衣的满文为bao i，汉语意思是“家内的”或“家里的”；“阿哈”的满文为“aha”，汉语意思是“奴仆”。

清初的“旗鼓”，满文写作cigu(旗鼓)，为汉语“旗鼓”的音译。古代中原军队有旗鼓、仪仗人，而归顺满洲的汉人，被编为佐领，隶籍旗鼓佐领者，就称为旗鼓人。

清制正白旗有三：一是满洲正白旗，二是蒙古正白旗，三是汉军正白旗。〔20〕唐英隶籍的不是汉军正白旗，也不是蒙古正白旗，而是满洲正白旗。唐英及其先祖是汉人，不是满洲人，怎么会隶籍于满洲正白旗呢？因为他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

所以，唐英先是隶属于清内务府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的人。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唐英隶籍于内务府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第二旗鼓佐领”。〔21〕该佐领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编立，初以马虎为佐领，而后佐领或故、或转、或革、或调，其第五任旗鼓佐领，命员外郎唐英管理。而唐英怎么又与满洲正黄旗有关系呢？这是因为唐英被免去正白旗之佐领，而被任命为满洲正黄旗包衣旗鼓佐领。《钦定八旗通志》又载：八旗满洲正黄旗包衣第五参领下第四旗鼓佐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分立，而后佐领或故、或调，以唐英管理。唐英为该旗包衣第五参领下第四旗鼓佐领的第八任旗鼓佐领。〔22〕后其子寅保，任满洲正黄旗包衣第五参领下第一旗鼓佐领的第十六任旗鼓佐领。〔23〕

    唐英的旗分与身份，其旗分属于满洲正白旗，其身份为包衣。唐英的旗分属于八旗满洲正白旗，其与八旗汉军的关系，需进一步探讨。

唐英家族首见“汉军”学籍，始自于寅保参加科举考试。唐英之子寅保，中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科举人。此科中举者有汉军12人，其中汉军镶黄旗1名、汉军正黄旗1名、汉军正白旗5名、汉军正红旗2名、汉军镶红旗1名、汉军镶蓝旗2名；在正白旗5名中举者中，有“包衣庆恩佐领”的寅保和包衣四保柱管领的姚文。〔24〕《钦定八旗通志》中特别标明：寅保和姚文都隶籍于正白旗的“包衣”。显然，其旗籍隶属于满洲正白旗、其身份则为“包衣”。〔25〕

而后，寅保考中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第三甲第二名进士。〔26〕此科，八旗满洲籍8人，八旗蒙古籍1人，八旗汉军籍1人。《钦定八旗通志》记载：“汉军，寅保（正白旗一名）”。〔27〕在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上，镌刻着：“寅保  正白旗汉军人”。〔28〕

以上，文献记载与文物碑刻都表明：寅保中举时的学籍身份是“包衣”，中进士时学籍是“汉军”。其时，旗人参加科考，只有三种学籍——满洲、蒙古、汉军，内务府三旗包衣佐领、包衣旗鼓佐领下人，凡原为汉人者，均被列入“汉军”学籍。学籍与旗籍，既有相同之处，更有相异之处。虽寅保的学籍是“汉军”，但其旗分仍隶籍满洲正白旗包衣佐领。铁保《熙朝雅颂集》记载：

        寅保，字东宾，一字芝圃，汉军人。乾隆戊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改内务府郎中官，杭州织造。有《秀钟堂诗钞》。〔29〕

上文寅保的“汉军”为科考时的“学籍”；他的“旗籍”仍为满洲正白旗包衣。然而，寅保之父唐英，终生并未参加科考，依然是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缘此，《清史稿·唐英传》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其根据何在？这或由其子寅保学籍而衍申其父，或据《熙朝雅颂集》的载述，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值得讨论的。

寅保考中进士时的“汉军”，是指广义的汉军，也就是科考时的学籍，并不是唐英及其子寅保被隶籍于八旗汉军的正白旗，因在《钦定八旗通志》的“旗分志”中，汉军正白旗里查不到唐英及其子寅保旗分的文字记载。

近世以来，在实际上，汉军有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其狭义，是指八旗汉军；其广义，指后金和清初归附的汉人，被编入汉军和内务府三旗包衣佐领、包衣旗鼓佐领人。后者如唐英，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被列入内务府满洲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人，而不被列入汉军。特别是在官修《钦定八旗通志》的“旗分志”汉军正白旗里，根本找不到记载“唐英”；但在该书“旗分志”的内务府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佐领或旗鼓佐领下，却记载着“唐英”。

由上可知，唐英身份先是内务府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的人，后升为该旗的旗鼓佐领；后又任八旗满洲正黄旗包衣旗鼓佐领。这样的身份，使唐英一直受到宫廷的信任，为宫廷内务府侍奉；同时，尽管职务升迁，官至内务府员外郎，但唐英终身没有洗掉“包衣”的身份。

唐英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隶籍旗分，未查见改变。

在康熙朝——内廷供役，旗分未变。唐英出生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初五。唐英7岁入学读书。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唐英14岁时被编入内务府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第二旗鼓佐领下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唐英16岁时入养心殿造办处供奉，后任职宫廷画样。〔30〕唐英忠耿做事，勤奋学习，在内廷见识名器、名书、名画、名家。如他同“四王”之一、《万寿盛典图》总裁王原祁，系舟峰下，月映篷窗，二人对谈，受其指点：

有志斯道者，当于笔外求笔、墨外用墨，丘壑探之冰雪襟怀，结构炼之炉冶造化。趣味在有意无意之间，彩泽含若隐若显之中。……宁古毋今，宁拙无巧，惜墨等兼金，运笔疑鬼斧。兴至，则吮毫舒楮；兴尽，则趺坐闲吟。作画时如万物皆备，置笔后一物不著，乃为身在壶中跳出圈外，此则品高道胜者也。〔31〕

唐英虽得到康熙帝的信任，积淀丰厚文化的底蕴；但唐英包衣的身分，使他没有机会潜心读书、精熟经典、参加科考、取得功名，而留下内心的终生伤痛。唐英的旗分和身份，终康熙朝没有得到改变。

在雍正朝——协理陶务，旗分未变。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即位后，唐英遇到新的转机，被提拔为内务府员外郎。雍正三年（1725年），圆明园来帖称：唐英“奉旨画的款式甚好”。他做事勤勉，艺术修养高，受到雍正帝的肯定。雍正帝对唐英的表扬，成为他将要受到重用的信号。先是，明景德镇御器厂，“以中官督造，后改巡道，督府佐司其事，清初因之。”〔32〕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先有臧应选督陶，出现“臧窑”御瓷；而后郎廷极督陶，出现“郎窑”御瓷。雍正时年希尧督陶，出现“年窑”御瓷。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时唐英心灵聪慧，书画皆优，为人城正，做事勤勉，命唐英赴景德镇，驻厂督陶，协助总理陶政的年希尧工作。唐英承旨，出都赴任，于十月间，抵达景德镇御窑厂。这一年，他47岁，是其人生事业的转折点。他到任后，整顿陶务，将烧造瓷器的名目、胎釉、纹饰、尺寸、铭款、工匠、出纳、赏勤、劝惰等，造册奏报，按月核算，归年希尧总管。唐英任事，兢兢业业，一干七年，薪水颇丰厚，年银五百两。〔33〕然而，唐英的旗分和身份，终雍正朝没有得到改变。

在乾隆朝——创造辉煌，旗分未变。唐英先后管理淮安关、九江关，遥领陶务；又任职粤海关；再回九江关。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二十七日才获准辞职，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在署中病故。〔34〕唐英在乾隆朝，于景德镇御窑的窑务及相关工作，长达近二十年。在有清一代景德镇御窑督陶官中，唐英任事最久，工作最勤，业务最精，贡献最大，烧造出举世闻名的“唐窑”瓷器。然而，唐英的旗分和身份，在乾隆朝至其临终前，没有得到改变。

唐英16岁就进入内务府，并在内务府造办处做画样设计，这对唐英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养成了他忠于职敏于行的素质；二是形成他既谨慎又敬业的性格；三是培养他绘画功底和艺术修养。这为唐英日后在御窑厂督陶期间，揣摩上意，推陈出新，而烧造出精美的“唐窑”瓷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身为内务府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的身份——既受到信任，应当勤奋工作；又受到卑视，应当敬慎工作。〔35〕

总之，辨明唐英的旗分与身份，于了解其奉上、敬上、唯上，为人、做人、待人，任事、勤事、慎事，苦学、实学、真学的重大枢机，也是探索唐英成为中国千年一瓷人的重大关键。

二

唐英：千年一瓷人，做出此评价的依据，是唐英既对中国、也对世界烧造瓷器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英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是在雍正六年（1728年）。这一年，雍正帝命“唐英著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御窑厂协理官。”〔36〕时年希尧总理景德镇御窑陶务。唐英时年47岁，走出内务府，初到御窑厂，对于陶瓷烧造，如他自己所说：“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是惧”。唐英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工作和责任，是退缩，是应付，是蛮干，还是奋进——放下官员架子，变外行为内行？唐英选择了后者。他说:

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37〕

唐英的做法是：

第一，闭门谢客，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

第二，放下架子，与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休息。

第三，刻苦钻研，用三年，学制胎，学色釉，学烧造。

第四，成为内行，会制胎，会彩绘，会釉料，会窑火。

三年之后，到雍正九年（1731年），唐英说：“於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於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於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因於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38〕

一个内府官员，一个八旗画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身”。（陆游句）唐英，能躬下身来，向工匠学习，变外行，为内行，实在难得，实为可贵。其精神，其实践，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堪称榜样，百世可鉴。

唐英于御窑瓷器，主要有三大贡献：

第一，瓷艺贡献。唐英在28年的御窑管理与烧造过程中，亲自督导和烧造的瓷器，数量大，质量优，精品多，影响广，因而被誉为“唐窑”。从雍正六年（1728年）到十三年（1735年）的八年间，景德镇御窑烧造瓷器“不下三四十万件”。而一年两季接送京城的盘、碗、钟、碟等圆器，总计五十七种，其中一年，约八万余件。乾隆二年（1737年），正月接旨、五月呈送瓷器五十九种、四万七千一百二十件。乾隆四年（1739年），水陆分运呈交瓷器约三万零三百七十五件。乾隆十年（1745年）十二月，进呈“洋彩花瓶二千件，圆器五千二百六十四件；次色黄器二千三百二十一件”。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上色琢圆瓷器四千七百三十八件”。有学者估计，在乾隆初期的20年间，唐英督陶，共为宫廷烧造瓷器达50～60万件。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新品和精品迭出。唐英既仿古、又采今，既是集御窑瓷器艺术之大成者，又是集中华瓷器艺术之大成者。

所谓仿古，就是仿制历代瓷器的名窑、名器。清朝雍、乾二帝追慕前朝精美瓷器。于是复制宋代名窑及明窑的瓷器，就成为唐英的重要任务。如雍正帝好钧窑，唐英到任不久，就派幕友吴尧圃赴钧窑旧址，调查釉料配置方法。他作《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诗，勉励吴君：

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

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

吴尧圃不辱使命，查清了钧窑的工艺绝窍。有了扎实的技术储备，唐英的仿制工作极为成功。有诗赞曰：“如汝柴官哥定钧，各肖其式繁其伦。”〔39〕

唐英仿烧的哥窑金丝铁线纹、仿宋官窑的冰裂纹、仿汝窑的天青釉、仿钧釉等，与宋器非常相似。他仿制的明朝永乐、宣德脱胎白釉、甜白刻花、印花等瓷器，形似神似，可以乱真。

所谓采今，就是烧造当今瓷器的研发、创新。乾隆时期的瓷母、转心瓶、轿瓶、像生瓷、西洋画瓷等，创新之例，不胜枚举。在唐英时，釉上彩、釉下彩、颜色釉、粉彩等均有新的突破。在他主持下，景德镇御窑厂创烧颜色釉几十种，其中胭脂红、秋葵绿等是最为著名的颜色釉。

 “唐窑”瓷器被公认是御瓷中的珍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都达到空前之水平，且集过去瓷器烧造之大成。于瓷器造型设计，圆器和琢器，从尊、鼎、觚、盘礼器，花果、山水、人物、文房，类型繁多，应有尽有；于瓷器颜色装饰，各种色釉57种，色彩斑斓，无所不有；于瓷器烧造技艺，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皴染之制，极尽所能。唐英能文能诗，善书善画，兼事篆刻，瓷器烧造，尤为精通。由于他潜心钻研瓷务，并且心身力行，积累了丰富制瓷经验，其主持烧造的精美瓷器，深受雍、乾两朝皇帝的赏识，也成为中华瓷器艺术的珍品。这在中国和世界瓷器史上，写下华彩之章。

清乾隆珐琅彩花卉纹诗句瓶，故宫博物院藏。瓶束颈、溜肩，圈足。通体施白釉，外壁用各色珐琅料，绘月季、腊梅、翠竹、水仙等花卉。题写“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闲章首引“佳丽”，末尾“金成”“旭映”，末署“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款，外围双方框。画工细腻，妩媚娇艳。唐英将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在陶瓷品类的创新上，后来成书的《景德镇陶录》赞叹道：“厂窑至此，集大成矣”！〔40〕誉称唐英督陶开创“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41〕

清雍正珐琅彩锦鸡牡丹纹碗，故宫博物院藏。高6.6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6厘米。碗的胎体极薄，内外白釉，匀净光润，洁白如玉。外壁以珐琅彩装饰，用多种色彩绘画牡丹和锦鸡，末署“雍正年制”四字双行款，外围双方框。画诗书印，融为一体。画工细腻，色彩艳丽。

清乾隆多种釉彩大瓶，故宫博物院藏。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这件瓷器是唐英等的一个创造：汇仿古大成、集采今创新——仿宋官、哥、汝、钧等各窑、各釉于一器，以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金彩、洋彩，彩用白、青、蓝、黄、红、绿、紫、酱、金等，窑变、开片，釉下彩、釉上彩，十二面开光、十五种釉彩、十六道纹饰，施以金彩细条隔开。是一件具有大、繁、难、美、精、绝六个特点，其工艺精卓，争奇斗艳，华丽繁缛，巧夺天工，是瓷器史上的一座丰碑，至今无法复制，被誉为“瓷母”。

唐英不仅在瓷艺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第二，学术贡献。唐英悉心钻研陶务，心身力行，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进行科学总结，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碑记》、《瓷务事宜谕稿序》等文献。学苑出版社出版《唐英全集》则是其集大成者。从而对御窑瓷器烧造及其发展创新，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陶冶图说》。先是，乾隆帝命宫廷画师孙祜、周鲲、丁观鹏，绘制《陶冶图》二十幅，记录乾隆御窑制瓷工艺过程。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闰四月，宫廷造办处将此图送交给唐英，命其按制瓷顺序编排，并为每张图画撰写文字说明。当年五月唐英即以左图右文编成《陶冶图册》，即《陶冶图说》。它以图文并茂、完整地记录烧造瓷器的工艺与技术过程。唐英的《陶冶图说》，全文只有4500字，却是对我国古代制瓷工艺技术与实践的总结，是一部瓷器工艺史的经典文献，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记录景德镇御窑制瓷工艺的、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文献。〔42〕

《陶成纪事碑记》。这是一篇陶瓷工艺学著作，为当时御窑烧造陶瓷产品、工艺的实录。备载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瓷釉，仿古采今，有五十七种。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白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蓝、霁红、霁青、鳝鱼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蓝、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并有浇黄、浇紫、浇绿、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等。 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是唐英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在御窑遗址发掘清理出《陶成纪事碑记》残碑，〔43〕具有重要的文物、历史与学术之价值，由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

今国宝级陶瓷中的唐英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精品。如上海博物馆藏“乾隆五年”大花觚；国家博物馆藏“乾隆六年”大花觚等等。

唐英不仅在学术上有重大业绩，而且在管理制度上有贡献。

   其三，制度贡献。陶务繁杂，千头万绪，督陶官员管理与应付起来颇为吃力，哪顾得上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又怎么想得到建章立制、泽被后人？唐英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此。在他任内，人事、财务、生产、瓷艺，方方面面，都立规矩，不仅约束下级，而且约束自己。这里着重阐述御窑财务制度，就是《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

御窑开支浩大，财务制度不清。钱花了多少、花到哪里去了，缺乏统计；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缺乏标准。制度有漏洞，办事人会钻营牟利，朝臣就会议论汹汹，皇帝就会猜疑不止，窑官就会动辄得咎。事情缘起，有过教训。乾隆六年（1741年），皇帝朱批唐英，口气十分严厉：

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二、三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仍缮清单奏闻。〔44〕

烧造瓷器，不合帝意，皇帝就要查账，怀疑臣属贪腐，实在不好伺候。唐英由此意识到：皇帝信任靠不住，陶官监督靠不住，下属操守靠不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后，唐英拟定了《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

《章程》就是造价标准清单：“将圆、琢瓷器所需泥土、釉料、工饭等项银两，按造法、尺寸，分别贵贱、高次，逐一详查，核造制价则例章程册，呈送核定奏明，永远遵行。”〔45〕比如，御窑烧造一件映青（影青）大圆盘，应该花多少钱呢？根据《章程》查得，开支分为物料、人工、器具三类：

——物料每尺：泥土银一厘六毫，釉料银七厘，颜料银八厘，柴价银二厘五毫，炭价银四厘五毫；

——人工每尺：做细工饭银五厘七毫，刳削工饭银二分三厘，锥拱工饭银二分四厘，烧炉工饭银八厘，杂用人夫工饭银四厘一毫。坯工工饭银论件计算，每件一钱六分；款字银也按件计算，每件五厘；

——器具每尺：杂项器具家伙银九毫。〔46〕

章程所列，凡336；各项开支，有凭有据；标准精到，一厘一毫。有了造价标准，可以核算成本。如果超支，皇帝就可以追究督陶官失察或贪腐的责任；没有超支，工匠心里有了底细，陶官报销有了依据，大臣非议无以凭据，皇帝疑心可以消去。

唐英在两百年前就实施成本核算，观念超前，制度完备，切实可行，贡献斐然。

为御窑厂管理，能够落实有效，经唐英奏请，乾隆六年（1741年）十二月十一日，乾隆帝派老格到景德镇，〔47〕先任催总，后任协造，最后赏给七品衔。唐英与老格，二人协和，精勤任事，以及诸种条件，利于御窑发展，出现乾隆御窑继康熙、雍正之后的新高峰。清代御窑历史说明：御窑管理，要由好的人来建立制度；好的制度，要由好的人来贯彻执行。到乾隆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唐英的故去、老格的病休，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御窑开始走向衰落。

 唐英在“仿古采今”、制造精品，加强制度管理的同时，也有内心的灵动与肺腑的心语。

三

唐英：千年一瓷人，虽有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有心灵的深邃纠结。打开其心灵之窗，剖析其陶人心语，既有助于了解唐英瓷业贡献之心灵动因，也有益于挖掘唐英瓷艺创作之心灵源泉。

唐英的诗文集《陶人心语》，收录他的主要作品，其诗文，朴素无华，恬淡自然，展现心扉，袒露心声。如“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天际晴云舒复卷，庭中风絮去还来。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开。”诗中选择了自然景色和庭院风光，利用律诗对仗平仄，绘出一幅清淡图画。唐英也有言志诗，如他在墨彩云龙三现纹笔筒上，有七律一首：“指日春雷震太空，甲麟头角动英雄；乘云带雨飞千里，吸雾呼风上九重。掷扙葛陂仙法大，点睛僧壁巧人同；思波挑浪溶溶暖，一任遨游四海中。”又云：“陶镕一发天地秘，神工鬼斧惊才雄。文章制度虽各别，以今仿古将毋同。”〔48〕

唐英的人生，自谓“蜗寄”。具体分析，有八个字：任劳、任怨、任贫、任贱。唐英身为督陶官，不仅任劳任怨，而且任贫任贱：

一是任劳。雍正年间，窑务由年希尧统管，唐英只是协理。但年希尧远在淮关，窑务鞭长莫及，一副重担全压在唐英身上。“一切烧造事宜，俱系奴才经营”。〔49〕雍正帝去世以后，唐英接过统管之职，却很难找到得力的协理之人。他只好不辞辛劳，每年两地奔波，春秋巡厂，督办窑务。

唐英积劳成疾。乾隆元年（1736年），唐英短暂卸去窑务，赴淮关履新，却大病一场；乾隆十一年（1746年），唐英已65岁，不辞劳苦，巡视窑厂，却患上眼病，在镇上疗养两个月才痊癒。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唐英奏请辞去九江关职务，专管御窑，谕旨不准。后调任粤关，气候不适，患了重病，调回景德镇。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二十七日，唐英“气血日衰，医药不能奏效”，〔50〕才准他辞职。唐英寻于当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九江关署中病故。〔51〕

二是任怨。唐英尽职尽责，乾隆帝并不体谅，反而经常指责。瓷器的数量少了、质量差了、破损多了、工期迟了、花钱超了，不高兴了，不管唐英是否有责，都会受到责斥。乾隆六年（1741年）四月十二日，因瓷器釉水不满意，“著怡亲王寄字申斥唐英。”〔52〕乾隆十三年（1748年），唐英经历了一次连环催逼。四月初十日，乾隆帝命唐英烧造观音瓷像。刚到五月初一日，乾隆帝就问：“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唐英据实禀报，皇帝不听，却生气了：“想是唐英不至诚，著他至至诚烧造”。〔53〕六月二十三日，唐英入京觐见，乾隆帝当面盯对了烧造观音之事。才过七天，皇帝就又耐不住了——“著问唐英祭器做得几成，赶得来赶不来？著伊声明回奏。”唐英承诺冬至之前一定造好，这才幸免于难。

除了挨骂，还要挨罚。皇帝对御窑不满意，瓷器照收，罚钱照办。如乾隆元、二两年，“以所烧造瓷器钱釉水、花纹远逊从前，又破损过多，因分条核减，共银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五分三厘三丝五忽二微，奏令赔补，奉旨依议。”〔54〕这一笔赔偿金相当于四年多的工资。他上奏说：“奴才伏念从前管理淮安关税，与窑厂迢隔二千余里，不能与协造之员及时见面细加讲究，致瓷器未尽妥协，实有鞭长莫及之势。”〔55〕皇帝不仅不听，后来干脆把赔补变成了制度：“次色瓷器变价亏折原制价定以三成，破损瓷件定以二成。倘浮于此数，即著落唐英赔补”。〔56〕重罚之下，唐英憋屈得要死，却并未“扑责一人、贻误一事”，也没有泄火属下、委责于人，一切委屈，自己忍受。

三是任贫。历朝历任陶官，督陶都是肥差，因为可以贪占。清人尝谓，“御窑所制御用之物，必须加数倍制成，拣选其中毫无班点痕及裂文者始能进呈；余则谓之赢余，官吏共分，道员实占多数。故凡任九江道数年，赢余磁器甚多”。唐英不仅不损公肥私，还自掏腰包赔补。如多用银、变亏银、釉糙银、破损银等，旨令“著落唐英赔补”。〔57〕他揣摩上意，试制新器型，生怕皇帝不满意，怪他乱花钱，就用工资垫付烧造费用。所有新样瓷器，“皆奴才自出工本试造进呈”。〔58〕进项少、开支多，捉襟见肘，自然要穷。唐英曾多次吟诗叹贫：“心为情缘热，家随宦况贫”；“六十五年半贱贫，贱贫琢练老精神”。

四是任贱。督陶官既非朝廷大臣，又非封疆大吏，位卑职低，身为包衣，唐英深知，自己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也随时可能都被剥夺，唯有“冰兢自持”可保平安。半个多世纪的宦海沉浮，唐英“渊深临战栗，冰薄屡彷徨”，从未办过出格事、说过出格话。即使是这样，遇到位高权重之人，他还要“冷热面前陪色笑”，指望对方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种低贱卑下身份，必定身心备受煎熬。

风尘学者，冠盖陶人。唐英曾作《书怀》诗云：“风尘中学者，冠盖里陶人”，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憋屈：虽为学者，却染风尘；虽有冠盖，却是陶人。如此纠结，焉不苦恼？

所谓风尘学者，学者之称，唐英当之无愧。他不仅在御窑建功立业，而且工诗、善画、能书、篆刻，还会制瓷，于戏曲也有贡献。唐英平生最快乐之事，大概是悬赏征诗。他在九江任职时，捐俸重修纪念白居易之琵琶亭。史载：

乾隆中，唐蜗寄英，榷九江，置纸笔於亭上，令过客赋诗，开列姓名，交关吏投进。唐读其诗，分高下以酬之。投赠无虚日，坐是亏累，变产以偿，怡然绝不介意。去官后，过客思之，为建白太傅祠，肖唐像祀其旁。〔59〕

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真是“一角琵琶亭，千秋翰墨丛。公今既往矣，何人继高风？”〔60〕著名文人袁枚曾躬逢其盛，多年后旧地重游，对于当日置酒高会、琴歌酒赋的盛况，仍然记忆犹新：“贱子当年系短桡，也曾援笔赋鹪鹩”。记曰：

一纸诗投两手迎，敲残铜钵几多声。

姓名分向牙牌记，宾主重申缟纻情。

酒赋琴歌听不足，风警晨乌夜秉烛。

才子高擎鹦鹉杯，侍儿争进防风粥。〔61〕

可叹的是，这种乐趣对唐英来说极为奢侈。从文人雅趣之中回到现实，唐英又变得风尘仆仆，甚至灰头土脸。俗雅之间，纠结不已。

所谓冠盖陶人，唐英的艺术成就与高尚品格，在陶人中是翘楚者，佼佼者。他体恤民苦与私免额银，〔62〕在景德镇，受到敬重。他从粤海关调回九江关，首次巡视御窑厂，民众诚朴，夹道欢迎：“抵镇日，渡昌江，阖镇士民工贾，群迓于两岸，靡不咨嗟指点，叹余之龙钟老惫者，且欢腾鼓舞，颇有故旧远归之意。”〔63〕唐英感泣万分，赋诗说：“青丝染霜回故地，何劳镇民夹道迎。衰翁有负众家恩，关外孑身吾陶人。”〔64〕

百姓的热情，令唐英感动，却未必惬意。从唐英《陶人心语》来看，他并不甘心于终身埋首陶务，却怀有治平天下的宏愿。唐英曾努力证明陶务的重要，发出“孰谓陶为细务”之问。到了晚年，唐英经常有壮志未酬之叹：“矍铄宁忘老，生成报未伸。”〔65〕

既然自己人生已经定局，唐英就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指盼儿子考功名、走正途、立奇功、成重臣。唐英长子文保，继承父职，在内务府造办处当直供奉。次子寅保，先中举人，寻中进士，仕途一片光明。唐英欣喜万状，以为后辈从此可以摆脱包衣身分，不料乾隆帝却让寅保学习陶务，准备接班。眼看两个儿子都走上自己的老路，唐英黯然神伤。他去世以后，二子寅保任内务府郎中，官至江宁织造，还负责过福建关务，也和唐英一样工诗，人生轨迹确与乃父相似。《八旗通志》谓其诗清思清雅，又工书画。有《秀钟堂诗钞》传世。其《盘山漫兴》诗云：

    盘中到处六朝松，天矫离奇翠盖浓。

    只恐夜阑风雨疾，破空飞处尽成龙。〔66〕

唐英一生，酷爱读书。他说：“予性喜读书，每漏下四五，披阅不休。”留下诗文今人编为《唐英全集》。其诗作，据一种版本统计，达590首，实际有600余首。特别留下精美珍贵的“唐窑”瓷器。

唐英终其一生，脱不掉包衣旗分，洗不掉俗务风尘，换不掉陶人身份，忘不掉心灵宏愿。雅趣不常有，冠盖实卑微，鸿志未能酬，如寄蜗壳中。他在乾隆十四年（1759年）大年初一的《元旦试笔》诗曰：“白发青衫兴宛然，江湖时序任推迁。读书人笑寒酸性，教子天成翰墨缘。”白发、青衫、人笑、寒酸，多么悲凉，多么凄苦！

唐英心身如寄于蜗牛壳中，其内心矛盾与情愫郁结，一个自然吐露是他在友人汪南桥所雕石像座后石壁上题写的三十三个字：“官耶？民耶？陶耶？榷耶？山林耶？城市耶？痴耶？慧耶？贵耶？贱耶？或曰：蜗寄耶？余曰：否，否，石也。”〔67〕正是这种内心的纠结和潜隐的心痛，才凝化成《陶人心语》，也铸成为陶瓷艺大师的内动力。

人心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振奋神志，发愤而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唐英何尝不是如此？唐英的包衣身份，内心郁结，发愿厎力，终成一代瓷艺大家。

“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68〕唐英为官：“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未能随俗惟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69〕唐英为人：品正行正，心正器正。〔70〕唐英功业，灿烂辉煌。在帝制时代的宋元明清时期，纵观瓷器千年史，瓷人优于、胜于、高于、超于唐英者，分解而论——诗书大家有之，绘画大家有之，瓷胎大家有之，色釉大家有之，烧造大家有之，瓷艺大家有之，清廉陶官有之，能干佐贰有之；然而，唐英既有论著又有剧作、既通文史又通艺术、既能画样又能篆刻、既懂管理又懂窑火、既做官员又做工匠、既诚于人又敏于事、既会设计又会烧造、既能仿古又能创今，其高尚精神，其正直品格，其勤慎敬业，其知行合一，其清廉情操，其顽强毅力，其高超瓷艺，其文化涵养，总合而论——“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71〕

总而言之，北宋、辽、南宋、金、西夏、元、明、清，八朝千年历史，向世人表明——唐英：千年一瓷人。

【注】

〔1〕《清史稿·唐英传》，第505卷，第1392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北京。

〔2〕《熙朝雅颂集》，〔清〕铁保辑，第103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沈阳。

〔3〕《清史稿·铁保传》，第354卷，第11280～1128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北京。

〔4〕《熙朝雅颂集·前言》，赵志辉文，第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沈阳。

〔5〕《清仁宗睿皇帝实录》，第129卷、嘉庆九年五月丁未十九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北京。

〔6〕《历代画史汇传》〔清〕彭蕴璨著，第30卷，清道光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7〕《﹝民国﹞奉天通志》（四），翟文选修、王树枬纂，第260卷，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8〕《晚晴簃诗汇》，徐世昌辑，第62卷，民国退耕堂刻本。

〔9〕《景德镇陶瓷词典》，石奎济、石玮编著，第52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南昌。

〔10〕《唐英全集·序》，第1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北京。

〔11〕《老满文原档》又称《旧满洲档》《无圈点档》《满文原档》《满文老档》等，同指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的清初最原始的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撰写的清朝开国编年史料之档案。

〔12〕《陶务叙略碑记》，〔清〕唐英撰，《〔雍正〕江西通志》，清谢旻等纂修，第135卷，清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

〔13〕《四库全书总目·江西通志》，第68卷，第606页，中华书局，1965年，北京。

〔14〕《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庄威凤、朱士嘉、冯宝琳总编，第479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15〕《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二十四》，第24卷，第423～43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长春。

〔16〕《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78卷，辽沈书社，1989年，沈阳。

〔17〕《八旗通志·旗分志》，第1卷，第1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长春。

〔18〕唐英之第三子万保，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十八日。《陶人心语》卷三载：“庚申中秋后三日，三子生于江州使署。”唐英欣喜作诗云：“天上一年光满月，人间六十客添丁。”

〔19〕清朝在旗的称旗人，不在旗的称民人。旗人，不能称作旗民，因为“旗”和“民”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可混淆。

〔20〕清八旗汉军，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后称汉军。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分设汉军为二旗。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又增设汉军二旗。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汉军四旗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相同。从此，清朝八旗实际上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但仍统称其为八旗。

〔21〕《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七》，第5卷，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国家图书馆藏。

〔22〕《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五》，第5卷，第9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长春。

〔23〕《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五》，第5卷，第9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长春。

〔24〕《钦定八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标点本，第1747页，在人名重排时顺序错简。

〔25〕《钦定八旗通志·选举志五》，第106卷，第119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北京。

〔26〕《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海。

〔27〕《钦定八旗通志·选举志三》，第104卷，第157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长春。

〔28〕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第183号，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藏。

〔29〕《熙朝雅颂集》，〔清〕铁保辑，第76卷，第128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沈阳。

〔30〕《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唐英全集·题罗梅仙画山水跋》，〔清〕唐英著，学苑出版社，2008年，北京。

〔32〕《清史稿校注·唐英传》，第512卷，第1157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台北。

〔33〕《唐英督陶文档·陶务叙略》，〔清〕唐英著，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34〕《唐英去世江西巡抚代其子寅保折》，《唐英督陶文档》，第111页，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35〕《御窑千年·唐英督陶》，阎崇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北京。

〔36〕《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7〕《唐英督陶文档》，〔清〕唐英著，第3页，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38〕《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清〕唐英著，《唐英全集》，第1册，第179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北京。

〔39〕《香树斋诗文集》，〔清〕钱陈群著，第8卷，清乾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40〕《景德镇陶录》，〔清〕兰浦、郑廷桂著，有嘉庆年间刻本；又见余柱青校注本，黄山书社，2016年，合肥。

〔41〕《景德镇陶録》，〔清〕兰浦著，卷五，清嘉庆刻本、同治补修本，国家图书馆藏。

〔42〕《院画本<陶冶图>小考》，李子嵬著，《督陶官文化与景德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1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南昌。

〔43〕《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及其出土残碑遗文校释》，江建新著，《督陶官文化与景德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04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南昌。

〔44〕《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2卷，第61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年，北京；《遵旨敬谨办理陶务折》，《唐英全集》，第4册，第1176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北京。

〔45〕《制造瓷器则例章程册》，〔清〕唐英著，铁源、溪明点校，《唐英与唐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龄出版社，2016年，北京。

〔46〕《乾隆朝<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傅育红选编，《历史档案》，2015年第2期。

〔47〕《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2卷，第63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年，北京。

〔48〕《陶人心语》，〔清〕唐英著，《唐英全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北京。

〔49〕《陶人心语》，〔清〕唐英著，清刻本。

〔50〕《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清〕唐英著，《唐英全集》，第145页，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51〕《清宫中档·唐英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

〔52〕《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4卷，第298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北京。

〔53〕《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3卷，第188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北京。

〔54〕《遵旨赔补烧造瓷器损失等事折》，《唐英督陶文档》，〔清〕唐英著，第66页，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55〕《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为议定烧造瓷器章程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56〕《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2卷，第77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北京。

〔57〕《内务府查核唐英乾隆七年分瓷务用度折》，《唐英督陶文档》，第80页，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58〕《唐英督陶文档·恭进御制诗瓶及自拟新样瓷器奏折》，第66页，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59〕《两般秋雨庵随笔》，（清）梁绍壬撰，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海。

〔60〕《子良诗存》，〔清〕冯询著，第21卷，清刻本。

〔61〕《小仓山房诗文集》，〔清〕袁枚著，清刻本。

〔62〕《清高宗实录》，第186卷、乾隆八年三月乙丑十一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北京。

〔63〕《重临镇厂感赋志事》，《唐英集》，〔清〕唐英著，第103页，辽沈书社，沈阳。

〔64〕《陶人心语续选》，〔清〕浔江（唐英）著，第8页，清乾隆古柏堂刻本。

〔65〕《陶人心语·书怀》，续卷二，《唐英全集》，〔清〕唐英著，学苑出版社，2008年，北京。

〔66〕《秀钟堂诗钞》，〔清〕寅保著，清家刻本。

〔67〕《唐英心语手稿·题石镌小照小序》，《唐英全集》，〔清〕唐英著，第653～654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北京。其原本由国家图书馆藏。

〔68〕《唐英督陶文档·唐英去世》，第209页，学苑出版社，2012年，北京。

〔69〕《陶人心语续选·暮秋独坐口占其二》，〔清〕浔江（唐英）著，第5卷，第10页，清乾隆古柏堂刻本。

〔70〕《陶人心语·李绂序》云：“公之陶政，即公之心为之也，心正则器亦正矣。”

〔71〕《御窑千年》，阎崇年著，第2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北京。